葛勇在后现代的转向中，诸如艺术、审美观念、审美经验的形式以及审美真理的理解方式等等美学问题确实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日常生活世界日益美学化的文化语境中，以往美学或艺术哲学中的肯定性主题在后现代转向中都似乎无可否认地呈现出了差异性甚至是否定性的特征。我们如何理解和阐释美学或艺术哲学中的这种巨大转变，便成为了今日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盛博士的《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正是一部力图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转向中理解和阐释美学或艺术哲学转变的著作。
作者首先关注的不是美学和艺术哲学自身的问题，而是20世纪艺术发展中所隐含和表现的后现代因素，以及景观社会的美学化对艺术转变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紧密结合20世纪初以来的艺术发展来论述现代艺术中的后现代起源，20世纪艺术中所出现的反艺术和审美倾向与特征来探讨艺术现象与美学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后进一步论述了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中诸如“艺术的终结”、“艺术理论的终结”、“艺术世界的终结”和“美学的终结”等问题。由此该书便在一种历史化的语境中阐述了20世纪以来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现象是如何向美学或艺术理论提出哲学问题的。在历史语境化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现象中理解和阐释后现代转向的艺术与美学的内在逻辑关系，力图为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或艺术哲学的主题探讨提供艺术历史性的基础，是该书的第一个特点。
该书集中选择了传统美学已有而在当代美学或艺术哲学中又发生巨大转变的主题作为该书的核心课题，在论述了20世纪以来的艺术转变如何导致了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之后，作者在后现代转向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了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是如何理解和解释艺术的本质、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艺术真理和审美真理的。在阐述后现代转向中的艺术本质问题时，作者集中探讨了自维特根斯坦和新维特斯主义以来的美学，如20世纪中期美学中的反本质主义、艺术惯例理论和艺术作为哲学解释的理论等等在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从作者对这些美学和艺术哲学主题的整体论述可以看出，该书并不像美学史那样做现象性的罗列，也没有像艺术理论和美学概念那样面面俱到，而是选择以往美学和艺术哲学做出持续性探讨，而在后现代转向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中仍然持续着、但引起更多争论的主题进行研究和论述，不仅使该书的论题更为集中，也使该书的论述更为深入，而且也更能深刻地理解和诠释相关的美学主题。
在阅读《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的最后一章时，我也有作者在导论和后记中所说的“同感”。作者说把20世纪的中国美学问题与当代西方美学放在一本书中来讨论非常别扭。20世纪中国美学与当代西方美学和艺术哲学虽有密切的关系，但也有相当的不同。而且，20世纪中国美学究竟与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究竟有多大的内在关联也是值得讨论的。但作者还是把20世纪中国美学纳入了该书中，而且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自王国维而朱光潜、宗白华，自李泽厚而所谓的后实践美学的20世纪中国美学。也许有如作者所说，20世纪中国美学在某种程度上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且凝聚了中国人自己的思考和探索，在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的关联中显示了中国“自身”和西方“他者”的差异。由此该书的这种结构安排也就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确实为我们在思考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的关系时提供了某种共时性和历史性的语境参照和问题意识。与当前论述西方后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其他著作相比，在中西方的美学关联语境中论述中国美学问题便构成了该书的第三个特点。
（《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李建盛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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