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尴尬还是官员施政能力尴尬？

　　近年来，对不少地方官员而言，春节期间禁放烟花爆竹遭遇尴尬无疑是面临的共性难局。在我看来，政府在对待禁放烟花爆竹问题上，禁则必令行禁止，放则该及时开禁。禁而不查，有禁不止，政府禁令岂不等于一纸空文？白禁还不如不禁，长此以往，必然损及政府社会公信力和公众形象度。我不想重复媒体上年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永无答案的禁与非禁的理由，我只是想问，禁放烟花爆竹遭遇的尴尬，难道不是地方官员施政能力遭遇的尴尬？

　　有令必依，执令必严，违令必究，这是政府依法行政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取信于民的首要施政能力。除夕夜北京组织多部门“禁放”力量14万余人，市区各胡同、街道均有人员看守。自除夕至2月11日上午，全市共查处违禁行为504起，处罚违禁人员523人，行政拘留10人、罚款1人、警告512人。全市因违禁燃放造成的安全事故因此大幅下降。相形之下，不少地方有令不依，执令不严，违令不究，小而言之，可视为官员对法治精神缺少敬畏和行政不作为；大而言之，则可看作官员依法行政能力存在问题。

　　烟花爆竹究竟该不该禁？当然应尊重各地实际和顺应主流民意，而不是亦步亦趋盲从别人，这是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官员民主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倘若确乎面临真实主流民意诉求压力，且安全防范等方面解禁条件亦已成熟，就该顺应民意，当机立断解禁或部分解禁。据有关部门统计，10多年来，中国共有282个禁放城市，近年来由于民意呼声日盛，已有106个城市有限开禁。目下仍有不少城市陷入禁与非禁犹豫不决不知所措、有禁无查禁而不止的尴尬，尽管各有个性成因，但我敢断言，有一个共性成因恐怕就是对主流民意的缺乏了解或把握不准。毋庸讳言，有的地方决策之初就政府行为有余、民意征求不足，导致禁放以来异声不断，有禁不止；有的地方面对民意诉求反应迟钝王顾左右，缺少对主流民意的快速反应机制和为民、勤政、高效的施政能力。

　　禁放烟花爆竹面临的尴尬难局，还让我对少数地方官员的科学决策能力产生疑问。我所谓的科学决策能力至少包含三层意思：

　　一则，决策依据是否科学。所谓尊重民意的“民意”，是指藉以科学方法获得的、广泛的、主流的、真实的民意，而不是几个“专家”越俎代庖或媒体先入为主的片面“民意”，更不是官员一厢情愿一时心血来潮的长官意志，少数地方决策之初的“民意”依据难道不值得反思吗？年前青岛有关方面对本地不同层面的调查结果表明，赞成继续禁放者占24％，赞成限制燃放者占65％，赞成全面开禁者仅占11％。真实民意并不像某些媒体和个别专家鼓噪夸张的“全面开禁”。

　　二则，决策过程是否科学。决策前是否作了不同层面调查和广泛宣传引导，是否做到主流民意与专家意见兼听并重，决策中是否程序合法，决策后是否建立了评估保障机制？面对尴尬难局，相关官员难道不值得检讨？

　　三则，决策思维是否科学。不客气地说，少数地区之所以陷入禁与非禁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非此即彼的简单化思维不能不说是重要导因之一。按某些地方官员思维，烟花爆竹要么全禁要么全放，无有两全其美的折中办法。殊不知，还有部分解禁、建立预案、电光爆竹替代等“第三条路”可以破局。春节期间，南京市在城区有限开禁，由于准备充分，秩序良好，气氛热烈，未发生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安全事故。(稿源：红网)(作者：陈庆贵)(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