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读时代

　　“文革”中期，我刚上初中，多少有了点求知欲，身心需要更多精神食粮的滋养，却苦于无书可读。确切地说，是没有感兴趣的好书可读，这种好书，在我，就是一些文学作品。那是一个知识饥渴的年代，许多文学读物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毒草”付之一炬，在社会上基本绝迹了，少数家庭保藏的少数读物一般也不敢示人。我的青少年时代，精神生活基本上是贫瘠困乏的。

　　当时我住在姥姥家，记得舅舅有两本《石头记》，秘籍一般锁在柜子里，怕孩子们翻看，惹出点麻烦。表哥表姐年龄稍长，死磨硬泡把书要了出来。见他们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抱着《石头记》阅读，我心生好奇，也想拿过来看看，没想到遭到了一阵数落：“去，去，小孩子懂什么？一边去，别添乱！”越不让看越想看，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让他们如此感兴趣？趁他们不在家，我偷偷地找出书来躲到一边翻看。书已经破旧得没了封皮，用牛皮纸粘的，前面是几页石刻的仕女像，一律是溜肩扭头瓜子脸，跟现在的美女写真有天壤之别。里面的内容半文半白，还是竖排本的繁体字，翻了几页，没看出个所以然，兴趣大减，放回去不看了。

　　稍长，风声见缓，文学图书好像控制得不那么紧张了，表哥表姐偶尔能从同学那借到一两本外国的长篇小说。他们看得很入迷，趴在里屋的床上一看就是半天，吃饭都要喊两三次才肯动身。空下来的时候我也拿着翻看，没想到，一下子就入了迷。

　　记得当时最早读的外国小说是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司汤达的《红与黑》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断断续续，似懂非懂，挑的主要是里面爱情描写部分，具体情节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当时最吸引我的是《红与黑》，于连·索黑尔的传奇经历让青少年十分向往痴迷，当然里面的爱情描写也相当细腻诱人，我的文学启蒙就这样朦朦胧胧地开始了。

　　有一阵，在中学的校办工厂参加学工劳动，我偷偷地把《红与黑》带到了学校，在小库房里偷着看。没留神被校办工厂的一位年轻师傅抓着了。“好啊！躲在这儿看黄色小说，哪来的？”我吓得不知所措，支支吾吾不知怎么回答，最后撒了个谎，说是从邻居家借的。小师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文青”，因有病逃避了下乡。“这种书是毒草，你知道不知道？小小年纪看这种书，中毒怎么办？”我推说书还没顾得看，不知道是毒草，央求他把书还给我，并发誓赌咒：保证不看了，回去就还给人家。小师傅看了看我说：“看你挺老实的，这件事就不告诉你们老师了，可是书我得没收两天，看看是不是毒草，过两天审查完了再还你。记住了，这种书不能传播，别跟别人乱讲！”

　　正看得入迷的《红与黑》就这样被师傅没收了。那两天，我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怕书真的给没收了，回家没法交待。还好，两天以后小师傅果然没有食言，还书的时候还嘱咐道：“这种书你最好别看，小心中毒，以后借了书，我先帮你审查一下。想看书，有合适的我借给你。”态度竟然十分友好，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这位年轻师傅敢情是拿着《红与黑》自己先看去了，几十万字厚厚的一本，他竟在两天之内看完了，读书的效率不可谓不高。这以后，我们亲近了许多，也交换过几次书，记得我最早看的小说《牛虻》就是从他手里借的。

　　爱读书，尤其是读文学名著，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一种骄傲。在文化贫乏的年代里，文学给了我们干涸的心田以滋养和灌溉，我们沉浸在阅读中，尽管是私下里偷偷地阅读，充满了刺激和快乐，那种感觉就像高尔基说的：“如同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精神生活的空虚造就了一代文学青年，但不少人对文学的爱好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虚荣和赶时髦。扪心自问，我当时还算不上“文青”，后来图书出版放宽政策，限量出版少数名著，我也陆陆续续买过不少书，但真正认认真真、从头到尾仔细读过多少长篇名著，实在是说不清楚。我感觉，年纪稍长，有书可读了，我们反而浮躁得难以安心阅读了，倒是最初接触的那些读物让我们记忆犹新。

　　当时，找一本感兴趣的好书看绝对是一种享受，书虽然少，可是看得十分认真投入。现在，书多得成灾，家里也书满为患，需要不停地更新淘汰，我却很难再静下心来看完一部长篇。不是书写得不好，也不是没有时间，也许心境环境变了，我们对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那么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