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的“匠化”

　　傅红春

　　经济学研究中表现出的一种病态的症状——“匠化”，应引起足够的警觉。过去的毛病是“僵化”，就是对陈旧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教条盲信和盲从，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不敢越雷池半步，其危害是阻碍社会发展；而所谓“匠化”，是指研究方法上的顶礼膜拜“数理化”，目标上的空泛琐碎“对策化”，动机上的狭隘短视“功利化”，其危害是缺乏思想深度，产生不了大家

　　科学看待“数理化”

　　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表现为“数理化”，在论著中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数理化”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只看到了其长处，而忽略了其短处。有人说，一篇论文，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就不成其为论文。这有点过分了。

　　还是很早以前读到过一则小故事，讲一个年轻人在外地听了神父三天宣教后，回到村子，别人问他神父讲得好不好，年轻人回答说，第一天讲得好，听的人大部分都听懂了；第二天讲得更好，听的人只有小部分听得懂；第三天讲得最好，听的人一个都不懂。这是一个笑话。但我们现在看经济学论著，是不是也有点这种心态？

　　数学模型是对实际（包括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反映，并不是脱离实际的游戏。有学者说过，最完美的数学模型就是实际情况本身。但是，谁也不可能将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为数学模型中的不同变量。如果假定条件太多、太严格，就很有可能完全扭曲真实的经济活动。

　　《论语》一万多字，《孟子》三万多字，《圣经》多少字没有统计，它们都没有数学模型，但它们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中，有没有一个数学模型？在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得主中，也有不用数学模型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是真佛只说家常话”。

　　关于“投资组合”的研究，好几位经济学家先后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1981年托宾应记者要求，用最通俗语言解释他获奖的成就，是“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但其数学的推理和证明，就很深奥。深奥的“投资组合”数学模型，肯定有一些好的作用，可是并不能保证投资战略一定成功。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默顿和斯科尔斯两位因相关研究于1997年获经济学诺贝尔奖，1998年他们根据自己模型运作的公司却发生巨大亏损。有人说，如果晚一年，这两位学者恐怕就不会被授予诺贝尔奖了。

　　“匠化”阻碍科研创新

　　我以为，科学创新的最大动力，是个人兴趣，是在无后顾之忧的环境中个人兴趣的发挥和实现。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论著，有多少是这样写出来的？我看大多是穷于应付各种评估考核的“编书匠”。

　　做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没有院士），也还免不了各种各样的评估和考核，一年中，要发表多少论著，多少字数，署名排在第几位，杂志是什么级别，出版社是什么规格，都要论斤论两地一一折算，然后和收入挂钩。这样搞出来的科研，其实和“应试教育”的本质一样，是一种“应试科研”，逼着人家做东拼西凑、胡编乱造的“编书匠”。

　　我觉得，有些教师应该免于考核。过去我们的“铁饭碗”太多，必须打掉一些。但打掉所有的“铁饭碗”，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美国市场经济这么发达，也还是有一些“铁饭碗”的。大学里的“终身”教职（一般从副教授开始），就是典型的“铁饭碗”。拿到终身教职的副教授和教授，理论上讲，是没有任何的评估和考核的。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就是为社会“养”一批人，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地在那里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如果一部分“胡思乱想”是能够推动社会发展的创新思想，社会就得到回报了。

　　需要考核的教师，考核标准也应该检讨。学术的创新，肯定不是靠一年中要发表多少论著、写多少字数这样论斤论两地考出来的。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东新闻》 (2005年02月17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