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与星空（新作鉴赏）

　　李敬泽

　　杜卫东的小说《右边一步是地狱》讲述了一个传奇式的故事：一个沉溺于股市的家庭遭遇灭顶之灾，在这灾难的背后，邪恶的力量在暗自谋划。这部书中那个名叫金戈的律师的仇恨和愤怒几乎是茫无目的的，它只是恰好碰上了那个名叫许非同的画家和他的妻子。

　　作者的洞察力在此显露。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这部书的故事架构，杜卫东固然了解我们这些读者是多么喜欢一切事情都得有个令人安心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我们的世故估计不足。这个时代的小说家生不逢时，他们面对的可能是有小说以来最为刁钻的一批读者，他们好争辩，他们看书时像他们买食品时一样多疑，他们对把故事封闭起来提供完整意义的尝试总是存心挑剔。而杜卫东之所以如此尝试，我怀疑也与他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写作有关，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叙事态度里深刻地预设着一种提供完整意义的坚定信心，这当然令人钦佩，但这种态度移用于小说写作，可能的后果就是一切都太有条理，人类生活的细微复杂就看不清。

　　所以，当杜卫东不被他的总体叙事所规限，直接面对他的人物时，他的小说才华才得以真正展现出来，他看出了金戈的仇恨中那种茫然无名的状态，它的直接原因是苦难的童年、卑微的出身，是具体的个人境遇，但是当金戈力图爱一个女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事情的另一面：他根本缺乏爱的能力，他不会爱，不会爱一个女人，也不会爱任何事物。

　　看着金戈，我感到他是如此熟悉，那些怒气冲冲或慷慨激昂、对世界充满敌意的面孔和言辞遍布我们的生活———就在几天前，一个朋友几乎是歇斯底里、拳打脚踢地指责一部小说中没有“爱”，我看着他，心中嘀咕：爱？他知道什么是爱吗？

　　作者在这里为自己确立了两个目标，一个是“描写股民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反映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观察与思考；尽管股票如此之深地介入了无数中国人的生活，指数升降牵动的悲欢离合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日常经验中最富戏剧性的层面，但这个层面却在当下小说中鲜有表现；而当杜卫东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中把焦点放在股票上时，他径自越出了90年代以来通行的限于私人经验的文学视野，他更关注日常经验的社会向度，他的报告文学家的本能和训练使他在这个向度上游刃有余、目光如炬；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政论性的，而政论性的风格在当下的中国小说中相当罕见，杜卫东的理性和雄辩在一个虚构故事中大规模地施展。

　　但是，《右边一步是地狱》还有另外一个目标，那就是对人性、对这个时代人的道德境遇的表现和思考，当然，这并非特立独行的目标，但是，当杜卫东的笔触牢牢地贴在人的社会经验之上时，他的思考就有了令人震撼的具体性。他不曾表达任何道德玄思，但是，在人物的选择和行动中，他的眼光始终敏锐地寻求一个简单而坚硬的事实，那就是“底线”：在人的内心、在他们的行动和冲突中，究竟何时他们逾越了底线？他们为何逾越？在他们的心中这底线如何存在又如何消失？

　　无论是出于本能还是出于深思熟虑，杜卫东在这部书中掌握了一条被我们的浮华言辞长期遮蔽的基本线索。关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选择，我们日复一日看到和听到无数人在发表他们的高论，时尚媒体的主要业务就是制造和兜售各种新鲜出炉的“意义”，这些“意义”从形而上到形而下无所不包，他们热衷于宣布旧的意义终结新的意义开始，以时代和变化的名义，他们覆盖了人类生活中恒常不变的因素，他们把人变成时间河流上的无根漂萍。

　　但是，恒常的因素是永远在的，不管天花乱坠地想出多少复杂的说辞，最终，作为一个有道德体验的人，你所面对的其实依然是那些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能爱为什么充满恨？为什么贪婪？为什么说谎？为什么背信？……

　　这些是简单的、朴素的，也是本质的，杜卫东凭着本质性的直觉洞察我们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中的根本症结，他在《右边一步是地狱》中向当下的小说、向所有流浪于荒原的人们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呼吁，那就是：让我们直接看看自己的内心，让我们用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去衡量自己，让我们廓去一切浮躁，勇敢地面对自己不堪闻问的道德境遇。

　　———我们当然既不会下地狱也不会上天堂，但即使身在荒原，我们也无法逃脱星空的照耀，就像我们不得回避心中的道德律令。

　　《人民日报》 (2005年02月17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