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拉克人质事件透视出国务工现状

　　蛇头是主谋、债主是帮凶、亲友是外援，草根阶层的中国“劳工”开始了新一轮的“飘洋过海闯南洋”。然而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新周刊/胡赳赳、林翔

　　农民也是全球化的一分子，福建省通过正规渠道在境外就业的只有4.7万人，而通过非正规渠道到国外打工的劳务人员据估计有数十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农民。

　　此次从伊拉克人质事件中被解救回来的8名中国“劳工”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支，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回国后面临的不是重返家园的喜悦，而是一贫如洗的家和五位数的高利贷。

　　去新加坡的费用为5万元，以色列8万元，日本10万元，英国20万元，美国费用最高，要50万元，最便宜的伊拉克为2万元。即便交了这么多钱，通过正规劳务公司也很难“办”出去，于是“劳工出国”便成为黑中介和蛇头的天下。

　　过去10多年里，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民工收入基本在每月500-800元的水平，而赴伊拉克、以色列等地的招工广告上却承诺每月4000-6000元的高薪。

　　此次在伊被挟持的8名农民分别在2003和2004年以赴泰国旅游为由申办出国护照，但事实上却是到伊拉克务工。这8人同样都借了高利贷(2.5分的息)。

　　“劳工”一词具有典型的歧视意味，在文牍上他们被称之为“出国劳务人员”。有报道说，这8名出国劳务人员回国后，结局不是春节的合家团圆，而是四处躲债。原因很简单：这条民间的“利益循环体”被突发事件给打破了。

　　但在当地，还是有很多人继续选择了这样一条“生物链”。

　　跨出国门的冲动

　　“祖上某某人就是和村里的一群小伙子划着小船到南洋打工发家致富的。”——在中国南方地区，有不少人就是在这样的家族传说中长大的。“飘洋过海闯南洋”是这里的一种民间想象。

　　在国内农民工工资偏低的情况下，海外劳务对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和灶台边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纵然飘洋过海打工给他们所带来的艰辛并非常人所能体会，但跨出国门“挣点大钱，办些大事”已经成为一些农民在“全球化下的中国梦”。

　　2005年1月19日中午，34岁的徐美丽正在家人的帮助下打点她的行装，这是她第二次出国打工。而此时，电视里的整点新闻正报道着在伊拉克遭绑架的“平潭人质事件”，她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

　　徐美丽四年前第一次出国，是到非洲毛里求斯的一家台资服装厂做织衣工。2004年回国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她又通过劳务公司签了去越南一家制衣厂当初级管理人员的合同。

　　“很多人都是这样啦，回来了又走了。没办法，(在国内打工的)工资就是那么低。”在徐美丽看来，这是许多当地人愿意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徐美丽曾经在县城的制衣厂打工，一个月工资550元，还经常领不到加班费；在毛里求斯打工，则是一个月300美金，如果全年满勤的话，一年可以领到十三个月的工资。

　　她停下手中的活，掰着手指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我在县里打工，即使一分不花，也得20年才能买一套10万块的房子；但是去国外，可能六七年就可以攒下这笔钱。”徐美丽出国打工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件事就是为了盖房子，第二件事就是为了孩子读书。

　　就在离徐美丽家不远的一个农场里，像徐美丽这样到国外“讨生活”的人还很多。“龙眼荔枝卖不出去啊，价钱太低了！能出国最好，留在农村干活的都是老头子了。”

　　然而，和很多妇女不同的是，不少年轻人在踏出国门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抱有点儿“挣大钱干大事，彻底改变生活”的心理。在农村，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往往不如茶余饭后的口头传播来得有效。人们更愿意相信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成功例子。比如某某人家的儿子出国挣了大钱，回来盖了栋五层的小洋楼；某某人家的孩子回国以后投资办了个私人工厂，云云。这些成功的例子虽然不是一种必然，却成了一种“善意的传说”，使许多年轻人往往忽略了背井离乡的艰辛，愿意相信自己也可以通过出国打工而改变命运。“朋友说‘人家都出国了，你也去试一下吧’。”一个正打算出国的小伙子告诉记者，“我也想出去闯一闯，回来办点大事比较有可能。”

　　有学者研究表明，当社会发生急剧变动时，人们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人中选择那些原先自身条件不如己、可现在处境却比“我”好的人作为参照系，强烈的“失落感”油然而生，成为出走他乡、寻求社会地位提升的动力。

　　面对电视里出国劳工悲惨遭遇的报道，他们也并非没有考虑过风险。“主要比较怕被骗，也很怕那里的社会不安全。但是，出去总算是个机会，总比在这里种荔枝有出息吧。”

　　飘洋过海打工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抱着出国梦的农民被黑心中介骗了金钱到国外流离失所的报道纷纷见诸媒体，这使人们一提到“海外劳工”就联想到“蛇头”、“高利贷”、“假护照”、“打黑工”等等。虽然在一些地区依然有很多人愿意通过非正规中介冒险出去“赌一把”，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正规的劳务公司走出去。

　　在闽南一个县城，通过中介人员的牵线搭桥，到省城的劳务公司办理出国打工的农民有很多。村民李云华出国前曾在乡里的一家私人裁缝店当帮工，近些年这店生意不景气。后来就有朋友的表姨自称熟悉市里劳务公司的人，可以把李云华介绍出国。

　　“那个人说，我怎么样也算是有手艺的人，外面还是很需要的，而且外面挣钱多。”李云华觉得有道理，又了解到那个介绍人曾成功地介绍了很多人出去打工，于是就凑足了费用，让介绍人帮助“搞定”出国的事。

　　不久后，该介绍人就通知李云华到市里参加劳务公司的考试。和李云华一同赴考的都是来自闽南不同地区的女孩子。他们有的是看到劳务公司的招工广告自己过来考，有的和李云华一样也是介绍人带过来的。

　　据该劳务公司一位职员介绍，劳务公司主要通过直接招工、委托承办公司招工等形式招收工人。但农村消息闭塞，通讯不发达，劳务公司不可能走家串户去作宣传，所以只能靠这些分布在县乡一级的“中介人”帮忙物色招工对象。大部分中介会自己找上门来，但劳务公司对这些人的素质有一定的要求，会考虑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等等素质，其中“会不会乱收钱”就是主要的选择标准之一。

　　“中介人多收钱，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很多工人还是自愿交的。”这位职员说。

　　据知情人介绍说，外界一想起“蛇头”就以为是黑恶势力，其实“蛇头”只是外界的一种称呼，本地人不这么叫，本地人说“他是做出国的”，官方说法则是“黑中介”。

　　记者从该市的外经贸主管部门了解到，目前国内只有拥有“对外劳务经营权”的公司才能够经营海外劳务，这些经营公司通常被泛称为“劳务公司”。合法的劳务经营公司向劳工收取的费用不能超过该劳工务工年薪的25%。一切没有该经营权的个人或承办公司不得向劳工加收费用。该部门有关领导说：“至于一些劳务公司需要通过中介人协助业务开展，中介人员是可以得到一定劳动报偿的，但是这也仅仅是劳务公司与中介人的关系问题。这笔钱不是劳工来埋单的。”

　　李云华应聘的是一家纳米比亚的制衣厂。经过第一轮的淘汰，李云华进入了30人名单。劳务公司把这30位工人的个人简历等资料报送给雇主，雇主会看看工人们的学历、外表等等进行综合比较，最后才确定招聘的20人。

　　李云华被雇主录取以后，才算真正踏上了“出国”的征程。该市外经贸管理部门告诉记者，正规劳务公司为劳工办理的签证都是“工作签证”，工作签证的有效期一般在二三年以上，这样可以保证劳工能够在该国正常务工。

　　大部分有出国劳务需求的农民则没有李云华幸运，他们很难拿到出国名额。“蛇头”以非正规的方式把人运出去，别的却什么都不管。“‘蛇头’在当地跟做生意一样，大家衡量‘蛇头’好坏的标准，一条是收费合不合理、有没有良心；第二是有没有本事，成功率高不高。”知情人透露说：“在办出国的人那里，合法不合法可以转换，没有绝然的界线。‘蛇头’的主要渠道有偷渡、旅游出国的逾期不归、代办出国手续等，反正只要能把人办出去就都做。”

　　黑心中介经常以“能够办到签证”为诱饵骗取钱财，为劳务人员办理有效期仅仅几个月的“商务签证”甚至旅游签证，劳工出国后等签证有效期一到，便只有在异乡“自谋生路”。

　　全球化下的中国梦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态势相结合。其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因此，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

　　对于许多中国劳工来说，他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全球化”的梦想，但跨国打工的经历给他们的感觉是矛盾的，混杂着对挣钱的喜悦和背井离乡打工的艰辛回忆。

　　“劳改五年”——林福发用这样五个字来形容自己长达五年的渔船员生活。他们一年四季都在海上航行，吃着船上单一的冷冻食品，无法和家人朋友联系，是真正“飘洋过海”的劳工。“不过，常常能够捕捞一些很好的深海鱼改善伙食。每次吃海鲜，船上就好像半个五星级酒店！”林福发认为自己还是很有口福的。

　　船上没有电话和其他日常通讯工具，只有电台。如果船员的家里遇到紧急情况，也只有先联系船务公司的老板，再由老板通过电台转达给船员们。船一年往返一次，这也意味着林福发一年只能上岸两次，林福发说：“每次一上岸，第一个想法就是冲过去打电话，其他什么都不管！”

　　和其他船员相比，林福发和他的名字一样，特别有福气。“我第一次上岸就谈了一个老婆！”这是林福发至今洋洋得意的事情。林第一次在毛里求斯靠岸的时候就去当地的工厂找老乡。“在那种地方，老乡见到老乡都像亲人一样。”林福发说，“我和我老婆一下子就好上了，后来每年上岸，我就去找我老婆，一直谈到去年我们都回老家了才结婚。”

　　丈夫出国打工，妻儿在家劳动所造成的“寡妇村”现象早已被人们所熟知。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女性劳务人员需求量的增加，在福建的一些地方，倒是出现了不少“留守丈夫”。在这些女劳工的家庭里，“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模式在悄然变化。

　　徐美丽第一次出国时，儿子刚上小学。“丈夫一开始不同意，后来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才让我去,”徐美丽说，“我出国后丈夫继续到县里跑车(闽南话，意思是替别人开货车)挣点小钱，家里事情主要是我公公在做。”

　　徐美丽在外每个月都会把大部分工资寄给公公，留下一小部分寄回娘家。徐美丽解释说:

　　“把钱寄给公公，因为主要的事情是公公在办，孩子也是他在带，丈夫自己能挣一点钱，我再给他钱，他说不定会去乱花。”家人，始终是维系出国务工者情感最重要的一环。

　　徐美丽的上一次出国的工资是一个月300美金，她每个月会寄200美金给公公，公公把一部分钱用于家庭的各项支出以及孩子的学费，剩下的钱就存起来准备盖房子。徐美丽的公公说：“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子啦，有女儿的靠女儿，有老婆的靠老婆”。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说：在某一社会群体中，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被局外人断定为非理性的移民行为在该群体内仍会获得认可而得以延续。

　　“要不是没钱，哪个妈妈不想呆在自己孩子身边？”出国打工的一系列经历使徐美丽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她希望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我现在拼命挣钱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有好的环境读书，以后不要像我这样当妈妈了还出去打工。”

　　对于不少出国打过工的人来说，经历就是一种收获。他们所获得的心理价值远远超过了金钱价值。徐美丽说：“很多姐妹回国以后找对象都容易得多，因为人家总觉得这个女孩子是‘出过国的’。”

　　迈克尔·皮奥雷认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外国劳力填补其空缺。——这正是全球化下的中国劳动力资源过剩的一个出口。（来源：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