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扶贫县江西鄱阳县部分农村近年来“出谱”风盛行，某一宗氏为举行体面的“开谱大典”，往往要求同一姓氏村民事先按人头每人交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摆上百桌酒席宴请外村宾客等。这股“出谱”摆谱风增添了当地群众的经济负担，部分村民之间甚至因此出现纠纷。（《北京青年报》2月14日）
《中国新闻周刊》曾对新中国民间修谱行为的演进作过提纲挈领的梳理，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80年代初，民间修谱传统被非理性斩断；第二阶段是80年代到90年代，一些地方零星出现家族修谱行为，但处在半地下状态，或者掩藏在地方志的名目之下；第三阶段是90年代初，浙江、广东、福建等一些经济发达并与海外交往密切的地区，由于新的经济力量和外来资金的介入，使原有的家族传统被激活；第四阶段是90年代中后期，政府有关部门对新修家谱采取不鼓励、不干预、不发生械斗为前提的“鸵鸟”政策，各地修谱行为开始高调行进，近两年渐趋发展态势。
从这一梳理中可以看出，民间修谱从来都不是与社会毫无关联的孤立行为，虽然其内在冲动是为了延续家族传统，但其行为本身则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左右、制约或影响，其中尤以政府对此事的态度和政策影响最大。因此，民间修谱需要具备文化储备、组织管理、经费支持、和谐人际等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必须要有适当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经济条件的支持，民间修谱行为才能水到渠成，自然发生。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修谱呈发展态势的今天，一些基本条件不完备的地方，比如江西鄱阳县部分贫困农村，也出现跟风修谱情况。这些贫困农村修谱成风，虽然源于延续家族传统的内因驱动（外加害怕不出谱“面子上过不去”），但缺乏经济力量的支撑（靠按人头摊派经费），以及文化底蕴深厚的族中长者主持编修（靠村干部出面张罗），也缺乏人性化、规范化的管理（随意定规不交钱者不入谱），以及和谐的人际环境（并非众人共同心愿，更多的人迫于压力参与），可以说是为修谱而强修谱，客观上带来不良后果和影响：群众经济负担加重；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损害人际和谐；借出谱来摆谱，刺激攀比，搞铺张浪费；家谱、族谱内容随意性大，有损“存史、资治、教化”之功效；容易酿成民间腐败，等等。
笔者认为，如果说在民间修谱行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政府部门采取“鸵鸟”政策是明智之举的话，那么在民间修谱成风，并已对民间社会安全、稳定、和谐造成不良影响的今天，政府部门应该尽早关注这一问题，充分调研并制定相关政策，综合利用政治、经济、行政管理、学术引导等手段，加强规范管理，以期有所作为。(稿源：红网)(作者：蒹葭)(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