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原国民党白公馆看守班长杨钦典的传奇人生

　　他曾经担任过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他曾经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做过5年看守班班长；他曾经参与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东北军军长黄显声、小萝卜头宋振中等烈士；他曾经因在重庆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中释放了罗广斌（《红岩》的作者）等19位志士而将功折罪——

　　2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周庄村。在这个1300多人的小村庄，随便一问“杨钦典”的名字，立刻有人前头带路。

　　87岁的杨钦典须发皆白，但眼不花，耳不聋，走着、坐着均腰板直挺，一看便是在军营中锻造过多年的身骨。中午吃饭时，他一口气吞下3大碗面条。“我得活100岁。活到100岁，政府给补助不是？”已是四世同堂的杨钦典笑着说。

　　吃完饭，在烟雾缭绕中，老人徐徐打开了尘封的话匣子……

　　当兵扛枪为肚里不慌

　　杨钦典，1918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今属源汇区）大刘镇周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8年，已经结婚的杨钦典，抱着“当兵扛枪，肚里不慌”的态度穿上军装，成为胡宗南部队的一名骑兵。后从西安调防到四川后，被分配到交警总队特务队任班长，担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的安全警卫。

　　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的白公馆任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的重要“政治犯”。

　　与渣滓洞合称为歌乐山集中营的“两口活棺材”之一的白公馆，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别墅，因关押政治犯和滥施酷刑而臭名昭著。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东北军军长黄显声、《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宋绮云、《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等都曾在此关押。

　　参与杀害了小萝卜头

　　杨钦典说，他当兵的初衷是为了养家糊口，但被分配到白公馆做看守后，日常所见常常让他感到恐惧、不安和痛苦。其中最恐怖的一幕，就是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时的血腥场景。

　　1949年8月27日，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对杨虎城执行“密裁”。白公馆负责人陆景清叫来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由于杨钦典拒绝亲自杀害杨虎城，考虑到事关重大，行刑人员必须“经验丰富，政治可靠”，陆景清只好又找来特务王少山和熊祥。

　　9月6日晚上11时多，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刚到房内，早已埋伏在里屋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等人一拥而上，手持利刃向杨拯中刺去。杨拯中惊叫一声：“爸！”即刻倒下。就在杨将军听到喊声猛一回头时，刽子手的利刃已经刺向了他的胸膛。随后，《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宋绮云以及宋的妻子徐林侠也被杀害。

　　在这次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中，杨钦典和安文芳分别负责解决宋绮云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和杨将军的女儿杨拯贵。

　　重庆市有关方面保存的一份记录于1977年3月27日下午的《审讯笔录》显示，杨钦典是这样交代其参与杀害宋振中的：

　　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该档案还记载：杨钦典，河南郾城人，1940年4月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11·27大屠杀”时，主动放出罗广斌等10余名进步人士。

　　杨钦典告诉记者，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为自己参与屠杀宋振中而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

　　紧要关头幡然醒悟

　　1949年11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多月后，大溃败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这一天，数以百计的仁人志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杨钦典也在这关键时刻，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

　　10月份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牢房门口时，罗广斌就对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了！”杨钦典一惊，急忙小声说：“别乱说！我不知道。”罗广斌告诫杨钦典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也给自己想想后路。”

　　罗广斌的话，让杨钦典心中一动，他想也没想地说了一句：“这事，我也听黄军长说了。”

　　黄军长就是黄显声，曾任张学良卫队旅旅长、东北军军长、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黄将军主张爱国抗日，因给延安秘密送军火于1938年被逮捕。黄显声将军因主张抗日救国和同情共产党就落得个深陷囹圄，这让杨钦典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不止一次劝杨钦典：要爱国，别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政治犯”不是坏人，不能对他们施暴。

　　11月27日的大屠杀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此时，白公馆内仅剩下19名共产党“政治犯”。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走过，渣滓洞方面不时传来枪声。“不如把关在白公馆的人放了，等共产党打进城得了天下，我可将功折罪，说不定还是条活路。”杨钦典想了想，下定了决心。

　　释放19名革命志士

　　当杨钦典再次来到牢房时，罗广斌急忙叫住了他：“杨班长，赶紧给大家想想法子，让我们出去。重庆马上要解放了，到时候你想立功赎罪也不行了。”

　　“我放掉你们可以。可是杨进兴他们肯定放不过我。再说，重庆解放后，解放军能放过我吗？”杨钦典说出了他的顾虑。

　　“这个你放心，至于解放后你的出路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为你作证并保证：一、保证不让共产党杀你；二、证明你对共产党做过贡献，争取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你放心，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

　　杨钦典点了点头，回到楼上找了一把锤子又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这是钥匙和锤子，你先拿着，打开房门后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现在还不能走，外边有人，等一会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出门向后山跑。”就这样，狱中的19人得以逃生。

　　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11·27大屠杀”从白公馆开始，共杀害27人；当晚11时，因渣滓洞急需增援，白公馆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两人看管没来得及杀害的19个人。关键时刻，杨钦典弃暗投明，打开牢门放走了他们。

　　身在狱中坚持说真话

　　11月30日下午，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重庆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指引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由于有罗广斌他们给我作证，他们都说我是共产党的功臣，要把我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杨钦典回忆说，“这个时候，河南郾城老家来信催我回家，说家里分了地没有人种。我也想家，结果就回来了。”

　　回到家的杨钦典成了一个农民，有妻儿在身边，有了自己的土地，他很满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在他家里搜查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之类的东西，但没搜出任何东西。随后他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杨钦典在重庆服刑时，被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全部也被关的关、判的判。有人说：“当时那么多人都被枪毙了，为什么这19个人能顺利地活着出来？”

　　当时有人逼迫杨钦典承认这19个人不是他放出来的，都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但杨钦典始终坚持说：“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

　　事隔多年，2004年11月27日大屠杀纪念日这一天，杨钦典被邀请到了重庆。被杨钦典释放的19人之一的郭德贤老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杨钦典仍然心存感激：“他当时如果违心地说我们不是他放出来的，那就坏事了，我们有100张嘴也说不清楚了。”由于杨钦典没有说假话，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救了这19个人。

　　回到家中妻子已病逝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做出判决：杨钦典于1967年因反革命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现经本院再审查明，杨钦典解放前任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的罪行是严重的，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他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1950年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将其逮捕判刑显然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被捕期间，大儿子杨存良因为家里出了个“特务”父亲受到牵连，干得好好的生产队会计给撤了职，直到31岁才结婚。受打击最大的是杨钦典的妻子，由于天天盼人不见人，1977年杨妻身患重病撒手而去。等杨钦典回到别离10多年的家中时，只看见了妻子的坟茔，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对家庭的歉疚之中。

　　历史给予他正确评价

　　2004年11月27日晚，重庆市在白公馆、渣滓洞为“11·27大屠杀”殉难烈士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翌日，《重庆时报》等多家媒体都刊登了这样一个细节：86岁高龄的杨钦典在孙子的搀扶下颤巍巍地蹲下，颤抖着、哭泣着为已故先烈们烧去冥钞：“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

　　歌乐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厉华等人介绍说，杨钦典是当年看守白公馆监狱的国民党士兵，在55年前，正是他打开了白公馆监狱大门，才使得19名被关押者逃脱。解放后，党和政府原本安排杨钦典到公安局工作，但他拒绝了，回到河南老家务农。

　　自1998年杨钦典在漯河市《红岩魂》展览上“复活”后，杨钦典成了名人。1999年11月，电视连续剧《红岩魂》在白公馆举行开机仪式，剧组请杨钦典到重庆白公馆，让他帮助更正剧本中的历史讹误。后来，电视剧《红岩魂》播映，观众看到了当年杨钦典义释罗广斌的有关情节。

　　被杨钦典释放的罗广斌，后来因撰写小说《红岩》而闻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杨钦典的将功折罪，白公馆剩下的19个人会全部被杀死，那么狱中党组织血和泪的嘱托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所以杨钦典最后的义举，应该说对保存这些历史资料以及了解大屠杀的真相，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佚名者在参观白公馆后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毫无疑问，杨钦典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用钥匙轻轻一拧，悄无声息，救活了19条人命，也救活了自己，从此前途有了保证，生活有了着落。这一拧，普普通通；这一拧，需要冷静，需要勇气；这一拧，使他在世人面前获得了尊重；这一拧，结束了白公馆作为监狱的历史；这一拧，也给解放后的“红岩文化”带来了巨大贡献，小说《红岩》的第一作者罗广斌就是获救者之一。世上每时每刻都哗哗啦啦地响着开锁的声音，可哪一次能比得上这一次意义如此重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如果杨钦典没有在关键时刻放跑19位志士的将功折罪，解放后人民就不会放过他；如果罗广斌等人不能被杨钦典放出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激励几代人的小说《红岩》；如果杨钦典当时留在重庆公安局工作，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后的杨钦典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其不可逆转性决定了所有的历史都没有“如果”。对于杨钦典的历史同样如此，没有了这些“如果”，杨钦典也就还只是一位生活在乡村故土的沧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