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鞭炮不妨有限开禁

　　周末漫笔

　　南 庄

　　2月16日《人民日报》有一则“视点新闻”，讲的是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郑州，街头巷尾却“到处都响”。用河南省人大常委董广安先生的话说：“总体上感觉燃放烟花爆竹的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多。”在他看来，这使“政府的‘禁放令’受到挑战”。

　　报道的地方虽然发生在省会城市郑州，其他地方也差不了多少。笔者春节所在的一个省会城市即是如此，打电话询问几位生活在不同省会城市的朋友，情形大抵也都是如此。10多年来，我国先后已有282个城市出台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那么，由管理得相对严格的省会城市的状况委实不难推知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就是说，“禁放令”受到挑战的绝不仅在郑州一地，它有面临“全线突破”的危险。“禁放令”在许多地方是以法规的面貌出现；当内容相近或完全相同的地方法规在不同的地域遭到相同的对待时，该检讨的，除了法规（包括“禁放令”之外的）在民众心目中的尴尬地位，就事论事而言，应当是“禁放”本身。事实上现在有百来个城市已经“坚持不住”了，由全面禁止燃放调整为可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燃放。南京成为第106个这样的城市，不可能是最后一个。

　　人们对燃放烟花爆竹所以乐此不疲，不可以陋习简单视之，而在于它是重要的传统民俗。民俗是民间的风俗习惯，能够为大众广泛遵从并具有相当的生存能力。央视把春节晚会称为民俗，有一点自诩，今年似乎尚好，前几年往往是看完了人们就横挑鼻子竖挑眼，至于有办还是不办的讨论出现。真正的民俗不会受到这般境遇，否则它不可能得到传承。任何民俗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形式，燃放烟花爆竹无疑是春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原本是不是具有“驱除邪恶”的意味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标志性符号。这些年，人们越来越觉得年味儿淡了，固然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关，但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少了烟花爆竹的烘托气氛。因为，禁止之后，它们留下的“空缺”却得不到填补，“春节文化”还没有发展起来，现在的这种热热闹闹，充其量叫做“春节经济”，像另两个“黄金周”一样，红火的标准取决于经济的进项。

　　民俗反映出来的是大众的文化心理。越是历史悠久的民俗，这种文化心理的作用力就越强，就越是难以改变。而“禁放令”的出台，恰恰没有顾及于此，强调的更多是客观因素。综合一些城市禁止的理由，无非是能够减少火灾和人身伤害事故、能够防止环境污染、不至于给环卫工人造成工作压力，等等。这么有限的几条，审视之，却都是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城市的现代化对城市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城市管理已经演化为一门艰深的学问，涌现出各不相同的学术观点和理论学派，什么管理方法学派、管理经验学派、行为学派、社会学派、决策学派、数量学派，等等。尽管观点不同，但是出发点相同，就是为现代城市管理学提供了科学理论基础，敦促城市管理者积极探索和引进科学管理方式以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和注重道路、大楼等硬件发展相比较，我们的城市软性管理还相当薄弱，“禁放令”是一个代表。通过法规，来个一刀切去，容易是很容易，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始料不及，面临的挑战更始料不及。法规如果形同虚设，不是要影响到它的严肃性吗？

　　在笔者看来，对燃放烟花爆竹应当有限制性地开禁，这个限制，不仅是限制燃放的时间、地点，而且还要给烟花爆竹的生产制订标准。能够对人身造成伤害，主要是现在一些鞭炮的威力太大，有的已经等同于火药武器，因此，我们还需要一部烟花爆竹生产的统一质量标准。总之，我们不能因为管理的不到位问题，而把放鞭炮从春节民俗中人为地“剥离”出来，变得与春节了不相涉，二者完全可以重新融为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