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不让土，江河不择流

　　2005年2月16日是饶芃子教授70岁生日，她的三百余位学生从各地赶来给她操办寿宴，同时她的学生们也纷纷写文章，回忆当年在老师门下为人治学的生活点滴，这些学生如今都已是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能齐聚广州并纷纷撰文，也足以说明饶芃子教授作为老师的亲和力与作为一个人的感召力。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在众多文章中择两篇选登。

　　饶芃子教授简介：出生于1935年2月，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境》、《中西文学戏剧比较论文集》、《文心丝语》、《比较诗学》、《中西小说比较》等。

　　教书·培掖后学

　　钱超英

　　在饶芃子老师的众多学生中，我可能算得上是较早受教而且受教时间也较长的一个。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作为打倒四人帮后首批考入大学的一名学子，受业于华南师大。彼时暨南大学犹未复办(因其在“文革”中一度停办)，饶老师和其他一些原暨大教师就在华南师大执教。这使我们这批中文系学生得以同时领略原华师、暨大两校中文系教师的教研精华，反倒成了一大幸事。我记得第一个学年开了文艺理论课，第一学期就由饶老师首讲。那一批学生可能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为特殊的了：中文系四个班二百多学生，从十六七岁的应届考生到被耽误了整整一个年代、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都有，社会阅历丰富，时代背景混杂，又正当思想解放春风化雨莺飞草长之时，学文科的免不了激情加豪情，多疑而好问，后来听说有些青年教师来上我们的课都怯了几分场，怕被问住。每逢饶老师讲课，我们这一大群加上其他来旁听的师生，把偌大一个阶梯课室挤得爆满。多少年后，我们的老同学相聚，仍然认同那是印象最深的课程之一。

　　本科毕业之后，我在华南师大李育中教授那里接着读完西方文学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社会上跑了一大轮野马。直到1996年，又有机会到暨大师从饶老师深造，其间不觉已有十余年过去了。再度走近饶老师，使我惊讶的不仅是她那股为学术“发烧”的劲头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稍减，而且思理文路总能保持与时俱进的新锐、敏感和开阔，竟能纵横于中外文艺理论、比较文学和海外华人华文文学等几个学术领域而多有建树。我以为，这一方面得力于她深广的治学视野和对事业持久不懈的专注，另一方面也得力于她教书育人时那种不拒一点一滴新知，喜与学生做平等交流的态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培掖后学的同时也使为师者本人有所激发，随时生成，这种教学相长的积极互动，应是饶老师长葆其学术青春的一大特色。

　　1996年，我经过考试和其他考核，得到了饶老师以及胡经之、蒋述卓老师的鼎立支持，进入暨大文艺学博士点学习，很快体会到各位导师对我的包容。而我生性愚崛，对人际间的过敏之处，往往懵然不察，不时造次，连同窗也觉我唐突，而这却成为导师，尤其是饶老师因材施教的着力点。比如我一入学，就对当代中西文学理论研究说三道四，没想到饶老师很快吸收我参与了《中西比较文艺学》部分章节初稿的草拟，并且说这可以作为我某些专业课的作业，以此鼓励我集中精力，写出特色。

　　作家白先勇曾自问自答曰：文学究竟有什么用？没有什么具体功用，它的最大功用不过是教人学会“同情”。同情可以包括、但不一定是指向弱者、不幸者的，它可以是感同身受，切入对象，汇通生命。

　　最近我有一个想法：世界华人华文文学，作为中国走向世界(或者世界破坏传统中国)的副产品，作为失去故乡而寻找家园的命运写照，其实具有内在的悲剧性。悲剧性很可能是理解这种文学的一把理论钥匙。悲剧性可以包括、但又不一定全是生活上的惨、困、穷。悲剧性是内心交战，是内心交战的难以解决。

　　这内心交战，多少应和白先勇的“同情”有关。这样，我是否也算窥探到了饶老师之所以在中西文学理论之外，又深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心影”了呢？我们读饶老师这方面的著述，一个强烈印象就是：“笔端常带感情”，也就是白先勇说的“同情”。

　　这样的“同情”不会过时。维克多·雨果说他的《悲惨世界》“只要本世纪(即十九世纪)的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孱弱——还得不到解决，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如果我们为20世纪和刚刚开始的21世纪加上一连串新的问题：专制、战争、艾滋病、种族及性别歧视……那么，人文学术背后的这种“同情”，就当然更不会是无用的——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人文学术的研究本身。

　　◎钱超英，暨南大学文艺学1999届(1996级)博士。现为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