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入饶门，有得出饶门

　　2005年2月16日是饶芃子教授70岁生日，她的三百余位学生从各地赶来给她操办寿宴，同时她的学生们也纷纷写文章，回忆当年在老师门下为人治学的生活点滴，这些学生如今都已是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能齐聚广州并纷纷撰文，也足以说明饶芃子教授作为老师的亲和力与作为一个人的感召力。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在众多文章中择两篇选登。

　　饶芃子教授简介：出生于1935年2月，曾任暨南大学副校长。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艺术的心境》、《中西文学戏剧比较论文集》、《文心丝语》、《比较诗学》、《中西小说比较》等。

　　育人·缘情入理

　　余虹

　　饶门是家，但饶老师不是家长，这真是我的幸运。

　　在学术界从业多年，我深知做“家长”是多么诱人和难以拒绝，也见过一些“不孝子孙”的报应，我庆幸自己没有落入“家长”之手，更庆幸我曾有过一个没有家长的家，在那里我体悟到一种精神、一种柔弱的力量，它对每一个柔弱的学术生命开放，并呵护这种生命，这是饶老师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

　　饶老师对人的限度有深刻的敏感，这大概也受惠于她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比较”使她更深地体会了不同文化和不同眼光的“限度”与“差异”，而尊重“他者”也成了她一贯的学术主题和饶门无形的家规。在这样一个家中，每一种见解都不允许飞扬跋扈，每一种见解都会得到尊重。她提倡学术自由，但不是居高临下地施舍，她吸纳异己怪诞之见，但不是大慈大悲地降尊宽容，她以自己的威望和权力守护而不是剥夺学术的自由与思想的独立，她甚至不像陈寅恪那样以独立自由的名义要求弟子从己之学。

　　学术之“家”乃自由创思的场所，而不是变相的管教所，然而，其如福柯所言：现代权力无所不在地运作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连学术界这个被认为是最神圣和最自由的领域也被形形色色的学术掌门人和学术警察把持了。中国学术界的“博导”们大多充当了这一角色，他们或自闭于名望、权势或自迷于“真理”、“道德”，他们发号施令，是大大小小学术王国中的“家长”。我常常庆幸自己没有遇上这种博导，也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做这样的家长。此为饶门求道问学之得一。

　　在《我的自画像》中，饶老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眼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又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照理说我从小就有的那种纯情的艺术梦幻，早该随岁月流逝而飘散了吧，但是我总感觉它还存在，并且一直伴随着我。许多熟悉的朋友都提醒过我，说我过于把生活诗化，太重感情，担心我因此而不能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我也知道这是自己‘弱’的一面，但自感很难改变，因为我已经这个样子生活了五十年。”没有“照理说”去改变自己，而是坚持自己“弱”的一面，“把生活诗化，太重感情”，生活在“纯情的艺术梦幻”里，对炎凉世故的人生说“不”，这正是饶老师，她的生活态度与学术情怀。

　　我们知道，情与理的分离、理对情的专制是现代社会突出的标志之一。没有哪个社会像今天这样羞于言情，没有哪个社会像今天这样膜拜“理”而嘲笑“情”，然而，在我们心灵深处颤抖的是什么呢？理还是情？离开饶老师已经很多年了，而在她身边求道问学的那些日子却常常萦绕着我，那是一种永不消退的情感氛围，一种比任何道理都更袭人、更让人珍惜人生并体悟到爱的气息。

　　“情”本是“理”最原始的命脉，在饶老师身边就学，你会被她那种特有的缘情入理风格所熏染。不过，饶老师的“缘情入理”既非传统随感笔记式的动情兴发，也非西式论文写作式的逻辑演绎，而是情动于中理明于外，强调情的优先性，又不止于情的为学为文方略。正因为如此，她的学术世界既让人牵肠挂肚，又让人回味再三。这是在饶门求道问学之得二。

　　饶老师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和“情感”在今天都一样似乎是博物馆的死物，但饶老师却让我重新体验了理想，重新感受了“纯情之艺术梦幻”的死与生。

　　饶老师的心中始终有一杆天使的秤，这使她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称量，包括“学术”。“学而不术”作为一种理想体现的是启蒙以来的现代文化精神，它被康德表述为“为理性而理性”，即不为任何一私、一伙、一地、一时的目的而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一种不术之学在商业精神统治的现代世界中是柔弱的，但也是强硬的，因为它是生命的必需，它守护着不可量化、不可手段化的生命的质，它的存在使学术商人的天平永远无法平衡。此为饶门求道问学之得三。

　　有幸入饶门，有得而出饶门，一路回望，默默前行。

　　◎余虹，暨南大学文艺学1996届(1994级)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