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来由始末

　　作为全球范围内现存的唯一一个关于抑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推动《京都议定书》成为国际法成为了扭转全球气候变化的第一步。

　　当南极洲上空的臭氧空洞日益扩大；当喜马拉雅主峰上的景观因为冰川的消融而发生改变；当全球海平面的不断上升威胁到太平洋小岛上的原住民的生活时，全球变暖的现实正不断地向世界各国的人们敲响警钟。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扭转全球变暖趋势，给人类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供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各国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又称UNFCCC）。UNFCCC自缔约之日起，已经有全球的185个国家的参与，并成功地举行了8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然而公约中各缔约方并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方最终审评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公约中所预期达到的目标。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预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国作出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力的承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加强发达国家义务及承诺的谈判。历经八届会议，在1997年，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在第三届缔约方大会上对这一法案内容的研讨、磋商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当本届大会结束时，该公约已经初具雏形，并以当届大会举办地京都命名，始称《京都议定书》。

　　该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将在2008到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限排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0）、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6）。为达到限排目标，各参与公约的工业化国家都被分配到了一定数量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配额。如欧盟分配到的减排配额大约是8%。

　　为达到议定书中所规定的限排目标，减少发达国家为达到限排目标而付出的代价，公约中引进了两种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贸易机制（ET）。清洁发展机制是指发达国家的政府或企业，以资金和技术投入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具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项目的一种合作机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此方式抵偿自己在公约中规定的减排份额。排放贸易机制则是允许那些已经超额完成减排配额的国家将自己多减排的部分卖给那些达不到减排配额的国家。然而这两种机制自公约缔结之日起就引起了无尽的争论。其实这两种机制本身都只是一种企图缓和限排对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的一种备用机制，是不得已而为的权宜之计。而以美国和加拿大为首的轻视公约的国家，则一直大力提倡采用排放贸易机制，并宣称，对排放贸易的任何限制都是对限排的有效性的一种削弱，并将加大本国限排的成本。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这种对公约执行不负责任的态度相对照的是欧盟国家的观点。欧盟国家提出当缔约国达到限排份额的50%后，就可以启用排放贸易机制将余下的限排份额转嫁给其他国家。

　　议定书第二十五条规定，要使议定书成为生效的国际法须达到以下条件：1.议定书应得到不少于55个公约缔约方的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2.其合计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至少达到议定书附件一规定缔约方的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5%。以上条件均得到满足后90天，议定书正式成为具有强制力的国际法。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2月19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