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手术后身亡 七旬老农质疑医疗事故处理程序

　　患者住院治疗半年，花费8万元后死亡。患者家属认为医院诊疗存在明显错误，医院则称患者病情过重。一方是缺乏医学知识并已因治病倾家荡产的七旬老农，另一方是专家云集实力雄厚的省级大医院，一场新的类似“蚁象之争”的医疗纠纷在河南郑州发生。

　　在见到记者时，这个70岁的农民张景安说：“我觉得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缺陷。”

　　家属：医院有错误

　　张景安是郑州郊区的农民。2004年4月，张景安70岁的老伴儿刘杰敏被河南省人民医院确诊为食管癌。

　　4月26日，该院为刘杰敏实施手术，切除癌变的部分食管，将胃上提，与剩余的食管连接。下了手术台，刘杰敏出现心慌、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此后，刘的症状逐渐加重，张景安多次要求拍片，进行详细的复查，但主治医生均称没有必要。

　　直到手术后的第13天，在张景安的强烈要求下，医院为刘进行了X光检查。当时X光片显示，刘的左胸部一片空白。张景安怀疑是胸腹腔膈肌破裂，腹腔内器官进入胸腔，压迫肺部和心脏。但主治医生诊断为胸积水，实行穿刺排水，却没有排出水来。

　　5月9日，张景安拿X光片找医院的另一位医生进行咨询，该医生要求立即对患者进行CT检查。当天下午5时许，CT检查结果出来了，证实了张景安原来的猜测：患者腹腔内器官大量进入胸腔。但张景安称，主治医生看到CT片时仍责怪家属不应该拍片。

　　当晚7时许，主治医生主刀，为刘实施第二次手术，修补开裂的胸腹腔隔肌。但是手术后，刘仍然恶心、气喘严重，进食困难。此次手术后拍片检查显示，刘的左肺和胃都已经发生萎缩。“俺老伴儿的症状一直没减轻，可医生却说恢复得很好，逼我们带着药回家治疗。”张景安说。在这样的情况下，6月3日，刘杰敏只好出院，但病情持续加重，6月15日，她又回到医院住院治疗。

　　10月24日，刘杰敏经抢救无效死亡。刘杰敏在医院治疗6个多月，花费8万余元。

　　对此，一直陪护妻子的张景安认为，其妻的死与医院的错误诊疗、延误治疗有直接关系。

　　变化莫测的病历

　　妻子死后第二天，张景安向医院要求复印病历，但医院以种种理由将复印病历的时间推迟到张妻死亡后的第三天。并且，直到张景安去复印病历的那天，医院数名工作人员还在“补充”妻子的病历，遭到张的当面质疑。

　　复印病历后，张景安又提出对病历进行封存。但是医院又提出种种理由，直到11月2日，病历才得以封存。而此时距患者死亡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周。

　　带着妻子的病历，张景安咨询了多位专家。综合多位专家的意见后，他认为，医院的第一次手术可能就不成功，导致妻子胸腹腔贯通，腹腔器官大量进入左胸腔。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本应立即进行细致的复查和确诊，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但由于主治医生迟迟不予重视，直到14天后才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进行了检查和确诊，使得第二次手术时间严重滞后，导致患者死亡。

　　2005年1月，张景安向法院提起诉讼。1月15日，原被告双方在法院交换证据的时候，张景安又发现，医院向法院提交的病历，比当初复印和封存时多出了20多页。

　　医院：家属是无理取闹

　　对于刘杰敏的治疗过程，河南省人民医院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刘杰敏的主治医生说，他对刘的治疗十分尽力，无可挑剔。

　　该医生介绍说，刘入院时已是癌症中晚期，第一次手术是成功的。后来经检查发现左侧膈肌开裂，又立即实施了第二次手术。在此次手术中他发现，刘是在第一次手术切口的前方发生膈肌开裂的，这证实第一次手术的切口缝合没有问题。并且，此次手术后恢复顺利，患者于2004年5月9日“治愈出院”。“患者第二次入院，是因为手术后右下肺感染，她最后的死亡与前两次手术没有任何联系。”

　　一个农民患者家属的质疑

　　为了打官司，只有小学文化的张景安，在70岁的时候开始自学法律。结合自己的实际遭遇，他和他的律师对目前执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质疑。

　　首先是病历的保管。张景安说，现在的《条例》明确规定患者有权复印病历。可是平时，病历都是由医院填写的，一旦治疗过程中出现不利于院方或医生的医疗事故，医院难免会在病历上做手脚。“像俺遇到的这个事儿，人死后第三天，医院才让俺复印病历。要是医院想造假，那不是轻而易举？就是在病历封存了之后，医院还要再往里面添加几十页。这样的病历咋能让人相信？”张景安说，如果能在医院诊治过程中，允许患者及家属定期对病历进行查阅和确认（比如在病历上签字认可）；然后在医疗纠纷发生以后，立即由第三方机构对病历进行封存，应该能减少医院篡改病历的机会。

　　其次是对医疗事故的异地鉴定。张景安说，虽然国家规定专家鉴定组人数应为3人以上的单数，由双方当事人随机在专家库中抽取，当事人如有正当理由并予以说明，可以要求专家库成员回避。可是，首次鉴定局限在市级范围内，对患者很不利。“在一个市里面，能做癌症手术的专家能有多少？他们很可能互相熟悉。虽然患者可以要求回避，但他们谁和谁是朋友，俺们又咋能知道呢？”张景安认为，如果能把鉴定放到另一个地方进行，就有可能把家属的担心降低，提高鉴定的公正性。

　　对此，对医疗纠纷诉讼有一定研究的郑州译达律师事务所王智勇律师说，张景安的想法代表了患者的普遍担心。目前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经允许患者及家属查阅病历，但是由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病历进行封存，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可实际操作起来，仍然有很大难度。

　　对于异地鉴定的想法，王智勇认为，虽然这也会增加成本，但是为了增加鉴定的可信度，对于一些分歧较大的医疗纠纷，异地鉴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国家应考虑在法律上予以许可。（记者韩俊杰）（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