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谢不起，以逝去女儿的名义

　　一个感人的故事

　　女儿手术后去世，母亲找到主刀医生，接下来的事，出人意料。

　　跌跌撞撞走到医生面前，“扑通”一声，这位刚刚痛丧14岁爱女的母亲，居然双膝着地，跪下了。

　　泣不成声，却长谢不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代她向您磕头了”

　　这一幕，就发生在上海浦东的一家医院里。

　　最初也是在那住院的一位病人的家属，给本报写来一封信，让记者获知这消息。

　　写信的名叫符家文，家住江苏省扬州市长征西路。信中他这么写到：“这一幕，是我陪孙女去该院治病亲眼所见的场面，心脏病开刀去世的那个小女孩，从浙江桐乡来的，当时住在6病区26床，我孙女住29床。我虽活了60多岁，像这样子的场面还是第一次：一个死于手术刀下的人的家属去向‘杀手’磕头致谢，实属少有。”

　　记者找到符家文，电话中，这位当事人详细描述了他看到的场景：“那个女孩手术后一直处于病危状态，第二天病情突变，终于还是走了。当时病房里，那位母亲悲痛欲绝，跪在主刀的赵医生面前，一边哭，一边说，谢谢你医生，女儿手术前对我说，如果手术成功了，今后长大有工作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就要再来一趟上海，磕头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如果手术不成功，也不怪你们，不怪任何人，还是要谢谢医生伯伯为救我的努力。真的，现在女儿走了，只有我代表她，向您磕头了，谢谢……”

　　一番话，源自心底，真情朴素。“在场的陪医者哭了，来劝说的医生、护士哭了，那位赵医生，看上去60多岁，也哭了。”

　　昨日，记者拨通这位家住浙江桐乡农村的母亲，电话那端语音沙哑：“女儿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挺严重，3岁时，孩子他爸又不小心把别人给撞了，家里积蓄赔光，女儿开刀的最佳年龄也错过了，一直耽搁到去年14岁，才来上海做手术。现在虽然手术没成功，但医生也尽力了，真的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医生着实犯了难

　　记者找到赵医生时，已是下午6点，早该下班的他却依然一身白大褂，忙碌在病房。

　　提及这事，赵医生动情道出：小女孩的心脏先天伴有12种畸形，又早过了手术的最佳年龄，类似病症在国内尚属禁区，母女俩辗转各地医院，屡遭回绝。最后慕名到这里，开始医生们也是一致认为不宜手术，可母女俩急坏了。不做手术就没希望，做手术还有一线生机，母女俩哭着再三要求医生“帮忙”、“开恩”。母女俩把生的渴望托付，把满腔的信任倾注，万一失败，“我们不怪你”！

　　可自己从医近40年，岂能不知个中风险，赵医生虽然答应再研究研究，心下却着实犯了难。

　　3周过去，赵医生终于铁了心———放弃个人得失，冒一次医学风险，为少女闯万一生存之路。

　　只是倾尽全力，最终依然无力回天。赵医生摇头对记者说：“面对手术的失败，这么些天了，说实话，我的心里还是不好受，沉甸甸的。但让我感动的，是这对母女的明理，其实，有了患者的信任，医学就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声无奈的叹息

　　但是，也有少数不理解的患者及家属，把医患关系弄“紧张”。赵医生说，就在两个多月前，同样在他们医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护士给小孩打针时，因小孩不肯配合，扎了3针才成功，没想家属勃然大怒，一把将护士推倒在地，拳打脚踢，致使该护士血尿4个“+”。

　　“有的小孩血管不好找，多扎了几针，家长埋怨几句，我们完全能理解，但没有一针见血，就拔出拳头，这也太野蛮了。我们渴望得到尊重。”

　　赵医生一声叹息。

　　照着右眼就一拳

　　确实，在求医看病中，存在着一些医患矛盾，而当事的医护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去年4月，中山医院一医师因拒绝病人冒名开药，被打得颅脑外伤；7月，还在这家医院，一病人家属为一元投币电话没打通，照着护士右眼就是一拳；9月，普陀区中心医院一急诊医生被打致肾挫伤出现血尿；11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护士，为婴儿注射未能一次扎针成功，被其家长殴打致急性肾挫伤……

　　据市卫生局有关部门统计，上海一年的门急诊总量已高达9000万人次左右，收治住院病人140余万，手术病例40余万。为了患者生命健康，全市14万名医务工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然而与此相对应，却有这样的一组数据：从2002年9月1日到2004年8月31日的两年间，全市卫生系统就有69名医务人员被殴打；从2002年开始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至今，全市发生“群访”、“闹访”和冲击医疗机构的事件，高达110起……

　　业内人士指出，这还只是“值得”上报卫生主管部门的较大事件，一些医护人员被揪扯、被辱骂，还不在其列。

　　其实，这样的结果，对战胜病魔医治病人，毫无益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被袭医护人员，虽未造成特别严重的身体伤害，但心理上的负担不小。这样的负面效果，不但导致医护人员普遍高度紧张和提防，而且也不愿、不敢承担难度大、高风险的手术，其实质也最终损害了最广大患者的切身利益。

　　“我们医院就收治过这样一位脑溢血病人，如大胆采用创新手术，救活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可医生担心万一没抢救过来，一旦患者家属‘群情激愤’，谁也不敢为此承担风险。最后，还是按常规手段抢救，尽管都知道无济于事，但却没风险。可悲的是，病人去世后，家属反而觉得医生是尽力抢救了。”本市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的张医生感慨良多：读书时医学院的老师教导我们，只要病人还有1%的生存希望，医生就要尽100%的努力去抢救，可现在，信任的缺乏扼杀了医学的创新和突破。

　　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程蔚蔚教授说，医学上还有许多疑难杂症，但眼下很多医生对此退避三舍，尤其不愿收治处于生死边缘的重症病人，无非就是怕担风险，怕家属闹，其实，医生不敢大胆实践，不敢挑战高难度的治疗方法，到头来，受影响的还是患者。

　　不妨学一学傅彪

　　其实，医患之间只有和谐，才能更好地捍卫生命的康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构建这样的和谐？

　　陈灏珠（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彪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他住院接受肝移植手术时，作为患者，傅彪对医生和护士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能叫得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理解他们工作的艰辛。一次电视访谈节目里，他特别提到广大医务工作者节假日也不休息，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衷心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而他的主刀医生则真诚感谢，傅彪为其积累医疗经验所作出的贡献。可见，医患之间只有和谐，才能共同对付疾病。可见，面对疾病，医患本来就是合作关系，理应同舟共济。

　　樊静平（华东政法学院法医学副教授）：在我看来，医患矛盾是否激化为暴力行为，和双方当事人的个人心理素质密切相关。其实，如果医生用点心理学，能化解掉一些不满情绪。遗憾的是，有些医务人员只重视程序服务，而轻视人文关怀，“公事公办”，缺乏人情味，非但不能消除不满，反而火上浇油。我们的社会正在转型，医疗体制改革正在深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越来越集中到医院。医学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应当是高科技与人文科学的结晶，对患者多一个笑容，多一句解释，对一个有爱心的人来说，应该不算难。

　　邓伟志（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在我看来，按理，医患关系应成为人际间最和谐的关系。不是吗？过去把看病称作“求医”。你求人家看病，态度能不好吗？再换位思考一下，没有病人来找，你还能成其为医生吗？医生对病人态度能不好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有了互敬互爱，也就会互谅互让，目标一致，共同与疾病作斗争。

　　欧以文（上海市清华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平心而论，在患者遭受病痛折磨甚至失去生命时，其亲人心情之急切、理智之混乱可以理解，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侮辱、殴打医务人员，能超越法的约束。《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上海市医疗机构治安防范暂行规定》，都对医患纠纷处理做出明确规定。但“医疗纠纷仅是医院和患者双方的事”这一模糊认识，在一些部门还有存在。相关执法部门措施不够果断到位，客观上助长了“小闹得小钱，大闹得大钱”的倾向。不论何种情况，“闹医院”都是一种违法活动，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孙剑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学院副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将医患纠纷官司的“举证责任倒置”为医院方负责，这对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病员及家属们，完全可以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动辄挥拳泄愤，增添新的不幸。

　　金其林（杨浦区中心医院院长）：还有一点，一些患者对疾病治疗也存在认识误区，常以为到了医院特别是大医院，所有的疾病马上就可确诊，不少患者还特别注重短期结果，盲目指望一针灵，对正规医院产生强烈不信任感。其实，生老病死是绝对的，医术精湛毕竟还是相对的，医院作为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之地，医务人员最希望、最高兴的，莫过于每位患者的康复。愿全社会对医学多一分理解，对医生多一分尊敬，对医疗风险多一分宽容，让医患双方和谐相处，共同托举健康和生命的希望。

　　真诚希望，医患双方，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微笑，少一些猜忌与暴躁。

　　这是一名现代公民健康科学的生活态度，这也是一座城市文明应有的表现与进步。

　　本报记者张家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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