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沙龙：“三国”评选承载不了过多非文化因素

　　桑景拴

　　关于国树、国花、国鸟（以下简称“三国’’）评选的倡议，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不断。近年“两会”期间，与之相关的提案得到多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应。目前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有国树，有60多个国家有国花，有80多个国家有国鸟。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的中国，至今未能选定“三国”的种类。

　　庞大的树、花、鸟方队一直没有排头兵，与泱泱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甚相称，给中华民族参加国际文体活动带来不便。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名花云集、群芳荟萃，号称“世界园林之母”的东道主国竟无国花领阵；2001年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诸代表团进场由手持国鸟图案引导牌的礼仪小姐导入，中国没有国鸟只得临时指定用金鸡代替；2003年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在挑选树木绿化场地时，却没有能展示巍巍中华风度威仪的国树入选……

　　一方面是生物物种异常丰富，能托物言志的树、花、鸟众多；另一方面是选择种类慎之又慎，迟迟确立不了“三国”名单。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缘由众说纷纭，对“三国”候选对象求全责备，让“三国”评选活动承载过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国”评选不能承载过多生物因素。从生物类群中选取代表性种类，肯定要考虑其生物学特点，但“三国”评选又不纯粹是生物学问题。以选国树为例，一些生物学家囿于学科标准，指出原产地要在中国、栽培历史悠久；分布要广泛、各地均可种植；须是一个物种、不能是某类集合等等。他们总希望找出都能接受、雅俗共赏的国树，这对有50多个民族、10多亿人口、东西时差4个多小时、南北跨越5个气候带的我国来说，又谈何容易。面面俱到的过高标准，等于剔除了所有的对象。无论哪些树木，都有其局限性，如银杏历史悠久，但分布不够广泛；松树分布广泛，但并非一个物种。评选“三国”不是生物学研究，重要的不是专家们的意见，而是广大民众的意愿。

　　“三国”评选不能承载过多政治因素。在一些对政治过份敏感的人看来，任何活动无不打上政治的烙印，什么事情都要政治标准第一。就选国花而言，选择梅花，有人认为国民党政府选用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要与之相区别；选择牡丹，有人认为封建王朝选用过，其雍容华贵形象与所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不太符合；有人提出，两种花都选，象征“一国两制”政策；也有人指出，两种花都不选，待两岸统一后再行定夺。总之，老是从政治高度要求“三国”评选活动。其实，国树、国花、国鸟虽然也是“国”字号，但它们毕竟不同于国旗、国徽、国歌，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标识和国体表征，较多地显示的是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

　　“三国”评选不能承载过多经济因素。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有人就像对GDP崇拜一样，格外地推崇经济效益，搞啥活动都追求明显的经济回报。从选国鸟说起，褐马鸡分布区的官员力主褐马鸡作国鸟，丹顶鹤越冬地的人士建议丹顶鹤作国鸟，尽管都阐述了不少的理由，但根本出发点，都是想把本地鸟类扶上国鸟宝座，期望成为无形资产，产生品牌效应，以此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有的地方政府联合成立“争国×领导小组”，不惜人力、物力去多方游说活动，企盼地方物产荣登“国”榜，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资源和经济增长点，甚至规划成立什么国×产业带、产业链，直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偏离了该项活动的正确方向。

　　纵观国外类似的评选，也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说到底，“三国”评选带有更多的文化色彩，承载不了过多非文化因素，非要勉为其难，反而限制活动开展。以笔者浅见，评选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公众熟知而且喜爱，这种熟知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熟悉，这种喜爱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热爱。评选的效果，主要是看在促进科普环保、弘扬文化精神方面的意义，而不是看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能发挥多少作用。

　　据悉，中国林学会、中国花卉协会、中国鸟类学会已着手组织“三国”评选工作，待适当时机呈报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评选了国树、国花、国鸟，还会有人建议评选国兽、国虫、国草、国石等，带“国”字号的物产是否都要由国家立法机关来确认？愚以为，由国家级学会组织公众评定的“三国”，照样可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