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语录与“权力的异化”

　　网友：邵道生

　　在当今的中国“一把手”腐败现象很严重，什么原因？就在于“一把手”的权力太大。在这个问题上请看一看有的“一把手”是怎么说的。

　　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还说：“我任玉林市委书记五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话。玉林市公检法的领导都是我任命的，他们用的是市里的钱，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不敢监督……”

　　胡长清则将监督形容为“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我当上副省长以后，天马行空来去自由。”

　　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

　　沈阳的“土皇帝”慕绥新：“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

　　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说：“沈阳市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事就是我说了算。”

　　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的成克杰更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有人看不惯在宾馆的酒饭桌上就将土地批给广西银兴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周坤（当然是成的情妇牵线搭桥，并许诺重金的“信息费”），便对成的做法提出异议。恼羞成怒的成克杰便训斥说：“少啰嗦，我说批给谁就批给谁。”

　　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重庆九龙坡区原民政局长陈是善说：“当正职的感觉真好”、“当副职真不是滋味”。

　　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说：“当上一把手就像进了保险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当上了副厅级干部后，贾永祥“就再也没有遇到一次让我紧张的上级领导的谈话，再也没有听到一次同级领导的忠告，再也没有听到一句下级针对我个人的尖锐激烈的批评意见”

　　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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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一把手”的“语录”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那就是作为公共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被彻底地异化了，而且异化到了能绝对地“天马行空”，异化到了能无视任何党纪法规，异化到了能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了，异化到了能将权力变成另一种性质的“四化”（不是邓小平、陈云同志说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面、专业化”），即“权力的私有化”、“权力的商品化”、“权力的特殊化”、“权力的家长化”……“第一把手”权力如此这样被“绝对化”，被异化，怎能不出问题？怎能不腐败？

　　第一，“权力的私有化”。权力是“公权”还是“私权”，这本来是一个不应该成为争论的问题。但是，在当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入到市场经济之后，尤其是当本是适应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个人承包制”向城市推广之后，一些公仆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公仆意识”大大地减弱了，“老板意识”大大地增强了。既然这个公司、单位是我“承包”的，那么这个公司、单位当然是“我的”，我自然是“当然的老板”，所以他们不仅从内心喜欢听部下叫他“老板”，而且在日常工作中喜欢说“老板的话”，喜欢摆“老板的谱”，一举一动当然都是“老板的派头”，表现出来的当然是“老板的派头”。于是，他自然以老板的方式去管理他的一亩三分地，将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变成了自己的“私家花园”。以国有企业来说，我们的社会“穷庙”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富方丈”？就是因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一些心术不正的公仆钻了这个空子，他们无须像资本家那样要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艰苦奋斗过程，他们以“个人承包”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就“接收”了公家的全部的资源，真的像当资本家、当老板那样去管自己“承包”的那个“庙”。不过，因为这些社会主义的“方丈们”没有资本主义社会老板那种因经营不善而有破产、债务、跳楼甚至自杀的风险，所以他们不必为企业经营的好与坏负责，不必为员工的下岗忧虑，不必为单位的发展而操心，只要我这个“老板”当得舒心、称心就可以，只要将那个封我当老板的官的口袋塞满就行（官话是对他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变成了“私权”，腐败怎么能不发展起来。

　　第二，“权力的商品化”。权力是不是商品，这本来也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公仆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国家给的，是社会给的，是人民给的，所以这个权应该是用来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在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一些“公仆”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们商人可以凭经商发财，艺人可以通过演出变富，文人可以通过写稿拿稿费，那么，我这个管你们的“父母官”为什么就不可以凭我手中的权力去圆我的发财梦呢？那个胡长清说得最明白不过了：“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百万、几千万地赚。”人们将权力的商品化看得很神秘，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公仆”太想发财了，太想致富了，贪婪、意志薄弱而又经不住诱惑，手中的权力也就变成了商品了。你不是要办事吗？我就千方百计地卡、拖，让你“明白”不出一点血是无论如何不行的；你不是想升官吗？我就来一个没完没了研究研究，让你“明白”要发达必须先投资的道理；你不是要想承包一个工程项目吗？我就来一个向你“通报”竞争这一项目的老板有几十家，让你“明白”要将这个项目搞到手没有“先期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样，当一个社会的公共权力都烙上了“商品”的痕迹之后，腐败的泛滥就会变得像脱缰的野马那样，要想收都收不住。

　　第三，“权力的特殊化”。“权力的特殊化”，也称权力的特权化，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本来，人与人之间并无贵贱之分，当国家主席的和一个掏粪工人也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但是，这是理想化了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决不是这样，所以邓小平说：“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的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有的人，一当官了之后，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应该高人一等了，就应该享受一点“特殊待遇”了，而且官当得越是大，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优越感越来越大，于是就四处伸手，政治上要特权，经济上要特权，生活上要特权，一句话，只要是存在利益上的调整或重新分配，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优先权、占有权，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优先、占有是“理所应当”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河北霸州警察杜书贵枪杀无辜青年工人震惊了全国，激起了全社会的公愤。杜书贵枪杀工人的原因是什么？说穿了，实在不值一提，不就是杜为了要开快车而没有争上道吗？从杜书贵看来，你凭什么不让道？在霸州谁还能“牛”得过我？你还敢跟我说理、顶嘴，真是犯上逆道！于是，一怒之下就拔出枪将人击斃了。“理由”就是这么简单，但这又是哪家的“理由”？然而杜书贵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这样做的，一点后果都不顾。其实这何只是公安部门的人有这个特权意识，它普遍得很哪！所以邓小平说：“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的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的确，若是对这个“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的问题“不坚决改正”，那么“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第四，“权力的家长化”。“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开支一支笔”。“权力的家长化”，这个问题的确有点根深蒂固，而且是积习难改了。为什么？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大“家长制”的社会，就是皇帝老儿一个说了算的。新中国解放之后，“家长制”一度有所收敛，但是，好景不常，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需要，“家长制”很快就复活了，“文化大革命”则将“家长制”推到了极端。当社会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城市承包制”的推行再一次激活了封建的“家长制”，不过，这一次“家长制”的复活带有以下两个新特点：一是从“中央集权性的‘家长制’”变为“地方分散性的‘家长制’”，即过去是中央某个领导带头搞的，而现在则是中央在坚决反对“家长制”而地方（基层）却积极在搞；二是从“政治性的‘家长制’”转化为“经济性的‘家长制’”，即过去是为了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需要而搞“家长制”，现在呢，则是为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而搞“家长制”。决不要低估权力“家长制”对当今腐败的影响，一是就像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结果是出现了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所谓“苏哈托家族式（‘一家两制’）腐败”，就是高级干部与其家属、子女一起搞特殊化，一起搞腐败；另一个是因为在公司、单位实行的是“家长制”的统治，大搞“清一色”、“一条龙”，为了经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上的结帮结伙，其结果是使“串案”、“窝案”成为当今腐败的显著特点，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后果非常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像权力的“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因此要根治腐败现象，就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权力的异化现象，尤其是要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异化现象，对此，是非要花大力气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