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如何保守？

　　去年春天，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我见证了国内一场关于儒学的争论。“大陆新儒家”陈明在南开大学称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无知”、“反动”，引起刘先生的一些弟子的强烈不满，因而引发一场网络口水战。以此为契机，结合随后出现的“读经运动”，《中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2004年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抬头的一年。

　　据我所知，刘泽华先生之所以挨骂，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名为《中国的王权主义》的专著，对儒学与中国王权的合流提出了一些学术性的批评。出于对刘泽华先生人品学品的了解，这些诋毁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随后我也不由自主地参与了这场关于儒学利弊的争论。在一群“文化保守主义者”开设的网站里，我与“群儒”舌战三天，最后索然无味，草草收兵。因为我发现许多谩骂刘先生的人连他的书都不曾翻开。只是因为听说刘先生胆大妄为批评儒学，便响应了号召，为他们的道德“造势”，好“重拾礼教、一统天下”。由于这些保守主义者研究的是儒学，而不是水浒，这种知行相悖让我当时很失望。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为了弘扬古代所谓的君子风范，却不能尊重今世一位有德行的老人，那么你高举德行的旗帜就没有什么意义，你的所谓保守就值得怀疑。而且，对这种党同伐异、占山为王的学术专制主义，我已经受够了。

　　当然，在这场无趣的交流中我也并非全无收获。细想下来，国人在保守文化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反思不够；二、保护不够；三、交流不够。

　　关于第一点，比如说儒学。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化中国之前，其弊大于利，现代化中国之后，利大于弊。在巴黎的展览馆里，不时有关于孔子的展览，但是西方的孔子和国内的孔子意义是不一样的。西方是在二元基础上需要孔子，会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走向三元，走向社会的和谐。而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仍是一元化，儒家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一元化。二者结果完全不同。关于这一点，也可以用法国自由、平等、博爱三项价值来区分体现。法国人讲自由、平等、博爱，这三项价值其实是有序的。首先是自由（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才会有平等（二元关系），走向博爱与宽容（三元）。若不以自由为前提，所有平等、博爱皆是空谈。陈明与刘先生的不同是，刘先生在做反思阶段的事，陈明等人在做保护阶段的事。如果没有充分的反思，保护也会无的放矢。时间有如洪水，如果你不知道即将淹没的东西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那么你奋不顾身抢救下来的就有可能只是一块毫无价值的木板。

　　至于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保护不够的问题，可以举简单的例子。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精英界一直有一股反汉字的潮流，希望将汉字绑去杀头，从此改天换地，刷新中国人的信仰与精神。这是一种文字乌托邦。以为引来西方的几个字母文字，便可以改变中国的面貌。显然，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并不是汉字不争气，而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因为清朝实施文字狱，把汉字几乎变成了死文字。几亿人不能思考，国家哪有进步的道理？事实上，汉字并不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你就无法解释汉唐盛世以及中国今日的经济繁荣。然而，汉字侥幸存活下来，但是中国文化保护得还是不够。比如说现在搞建设，许多地方的近代文物古迹被拆个精光。有些人看传统文化，只会看到几千年以前的人与事，然而传统只是一个自我形成、饱满的过程。民国以及当代承载历史的东西同样值得我们保护。

　　许多东方人无法理解，在巴黎这样世界独一无二的大都会中竟然会有拉雪茨神父、蒙巴那斯和蒙马特等大型公墓，让死人挤占活人的地盘，让“寸土寸金”的生意经变成不识时务的陈词滥调。然而，每当我路过那些墓园，想起那里依然屹立着几百年前的坟墓、栖息着无数我对其生平或许一无所知的思想巨子与市井凡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便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今日巴黎之伟大就在于它不但让活着的人有安全感，可以诗意地栖居、自由无拘地表达，而且它还让死去的人有安全感。

　　至于说交流不够，到过西方的人大概都有体会。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从人种到文化都不像东方那样单调。有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将中国文化“处于劣势”的责任推到外来文化的头上，这其实也是找替罪羊。比如说几年来人们讨论中国人该不该过西方的圣诞节的问题。显然，中国人不珍视本土节日，和喜欢圣诞老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我看来，中西文化的融合是一种联姻。圣诞节就像一位新娘。男人娶了新娘，忘了老娘，是男人的思想出了问题，其错不在于新娘年轻貌美，也不在于老娘韶华尽逝。苛责中国人因为过圣诞节导致传统丢失，这是见到男人不孝顺老娘就找他媳妇吐痰的欺软怕硬、不辨是非。

　　我曾经对法兰西院士程抱一先生做过访谈，谈到有些人害怕中西文化交流丢失自己的传统，程先生说，交流只是为了学习对方的长处，假如你和一位智者对话，你怎么可能会丢失自己的灵魂呢，他的智慧之光只会照耀你，而不会使你心中的光明有丝毫减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保卫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丢失，并不意味着要拒绝外来文化。如果我们志存高远、面向未来，就不能骄傲地论定中华文化已经定型，并且可以依靠传统文本改善一切。

　　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永远在路上、在生长，它不是定型，不是完成，而是不断地形成。再造中国文化，应该反思、保护与交流三管齐下，这将是一个惊心动魄又赏心悦目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