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汝富
在我国传统社会，那些热衷于乡村相助相恤、孝友睦族的善行美德，常常被冠以“义”的评价和推崇，如义门、义民、义士、义举、义庄、义田、义冢等。这种基于道德力量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治理方式，曾经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其表现内容和存在范围甚至超出于民间私权力的秩序，直接承载着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运作，如盛行于清代的义图制度就是其中一例。
清代义图制度以江西为最发达。江西义图制，始于清代漕运兑本色之际，是一种团体催征税银的方式。它以一图（里）为赋税经征单位，大家立约共守，不逾限期，免受追呼，并选定图长、甲正，由其负责按限攒齐完缴。义图制这一经征方式，在清代江西部分州县运行颇有成效，“义宁、武宁、奉新、靖安、高安、新昌交缴及时，皆由义图之为之。”（梅雨田《慎自爱轩录存》卷二《江西丁漕宽严两穷如何整顿议》）关于义图制的运行机制，有的地方志有所说明，如《安义县志·食货》载，“安邑五乡皆立义图，其法以十甲为一图，轮充图长，完赋各有定期，逾期而不纳者，倍罚之。故民常输将恐后，官不勤劳，民不逋负，此风最为近古。”通过民间道义力量来督促乡民相助相诫，进而催征皇粮国税，减少中间环节的勒索并有效控制税收逃欠，不失为一项值得提倡的税收征管制度。笔者获得一本题为《名花堂录》的京控案卷，系道光年间江西省上高县部分图甲状告县衙书吏勒增税银案，该案卷内保存了完整的图议、图约，对研究义图制在民间推行的具体方案和细节，是非常难得的原始记录。图议十条，主要规定一图之内的漕粮征收时限、米质、水脚津贴、管理、运输、兑仓、派工、议事、清欠、公共积累及其生息方式等事项；图约记录了上高县一二三区二十团图部分乡民对遵守图议的承诺。这两份图议、图约实际上就是绅民用以抗拒衙门书吏勒索的重要依据，反映了义图制度在当时地方社会有广泛的影响。
图议、图约是实施义图制度的核心内容。图议是规则，图约是合同，前者是图甲经征漕粮的基本程序和罚则，后者是花户愿意接受这些规则的书面承诺。如果我们对照徽州契约文书中的“排年里甲合同”，其宗旨大体上是相同的。作为一个赋税缴纳单位或义务共同体，图议图约的基本功能有两方面：对外是防止衙门吏役利用催征环节来敲诈勒索，而由民众自己组织最基层的催缴事务，彼此清楚明白，一旦遭遇逼勒苛扰，与官方对话的力量明显增强；对内也方便花户之间互相督促催欠，监视税负转移中不行推割、挪移换段甚至“抛洒”、“诡寄”等不法活动，奖勤罚懒，通过团体力量来抑制逃废拖欠税银事件的发生。如果我们联系到民间存在大量有关公益事业的“会约”、“词规”，来理解图议、图约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它是一种分解公共责任的契约方式，只是这种公共责任直接体现为国家赋税这一特殊的根本的经济利益，因而其严肃性较一般的民间约议和规章要重要得多。义图所依赖乡村基层社会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地方宗族势力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彼此知根知底，容易把握产业状况和社会关系，赋税催征也较方便。除了依靠乡绅族老提倡共同协助兑缴税银的道德威望外，实际上他们也常常借助相应的账册来确保催征足额及时。如笔者保存一套清代金溪李氏宝善堂自同治初年到光绪末年的十二本账册，其中便有一本该族所在的四都一图“赡差经征田段册”，用以核查各户税银欠项和所在田亩。如果与地方所实行义图的图议、图约联系起来分析地方税收征管体制，我们发现图议、图约建立的基础既有道义的广召力，也有“先小人后君子”的强制性约束，即其内部仍然保有各种册籍来确认和追诉各自的赋税责任。义图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民间乡绅催征赋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减少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赋税经征成本。毫无疑问，这种制度有效运作的基础是民众的自觉性和对违约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追缴欠项；否则，同一图甲内部先行垫付税负就会造成其他民众的额外负担，义图也就失去了其应有之“义”。所以，这种制度建立的社会环境无疑是相对静止的封闭的乡村社会，人们确认图议、图约的约束力，也正是基于彼此之间对图内花户产业和税负信息的全面把握，而催缴欠项、公同责罚也有一个明确的控制预期。脱离了这种现实的制度基础，义图的存在便岌岌可危。
清代义图的存在，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税经征方式上一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甚至神话效应。不过，我们从总体上仍可看到，义图成立的道义上的自觉性是至关重要的，当传统社会在迈向近现代社会过程中，人口与产业流动日益频繁，传统宗法观念日益淡薄，乡绅威信受到挑战，乡村社会的控制力明显下降，加上战争频仍，苛敛无度，义图制度的解体就不可避免。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经考虑恢复农村义图制度，可是能够继续举办者寥寥无几，大部分地区的义图已成为明日黄花，有名无实。如1935年民国江西省财政厅视察员杨藻到九江鄱阳、都昌、星子、湖口、彭泽等县考察义图举办情形，“花户的名册真正的确者，不过十之六七耳”，而且大都“办理不善、敷衍了事”。江西宜丰（即新昌）县曾是实行义图制度比较成功的模范县，保留了民国时期推行义图制非常完整的档案材料，所列义图散乱情形也大体差不多。同年10月9日颁发的《宜丰县政府训令》，县长在谈到全县一百一十一图举办情况时也不无怨言，“其中认真从事者固属有之，而因循敷衍、有名无实者实归多数。”最显败象的是，稍有一些资产的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塾师和乡绅往往被推为图长和甲正甲副，他们因为无法垫付其他花户逃欠的税负，纷纷申请辞职，仅辞职报告及其批文就占义图档案的三分之一。诚如当时江西财政官员熊漱水在《整理田赋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义图制度“其精神全在一个‘义’字，必有其人而后有是法。今则日久弊生，人亡政息，上无急公好义之绅耆，下鲜服义率教之子弟。征而不能，官无如绅何；催而不完，绅无如民何；经征之绅，不幸为地方豪劣，则浮收多取或收而不给串票，民又无如绅何。”从此可以看出，义图之制在现代社会的崩溃已是势无可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