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需要的不是能人

　　媒体思想之关军专栏

　　趁着春节的年味还浓，趁着记者们还在打盹，体育总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更迭。如此神秘而迅速地换人，如同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尽管有关方面谨小慎微，足管中心的主任之变还是成为社会热点，其受关注程度简直接近于伊拉克大选。

　　对于新主任谢亚龙，极少数人表示了谨慎的观望态度，更多的人对前景怀有疑虑；而关于阎世铎去职，公众的心态简直是一致的“大快人心”。一任足球主管领导的更替造成如此喧闹而荒诞的局面，也属于中国足球独有的待遇。

　　以前人们总喜欢说，足球是一门世界通行的语言，然而多少年来，中国却玩弄着一种让人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的非典型的足球，而对于这一切，其管理者非典型的思维和运作模式自然是难辞其咎。无论是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部门还是作为一个行业管理组织，挂着两块牌子(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足球协会)的龙潭路丙三号都把自身的非典型特性发挥到了极致。

　　依照常理，体育总局对属下运动项目的评价法则，总结起来无非是简单的一句话：即使不能多出成绩，至少也要少出乱子。中国足球近年来却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各级球队在国际比赛中乏善可陈，中超联赛危机四伏摇摇欲坠，整个中国足球成为一个供全民观瞻的公然上演的超级系列闹剧。

　　我们目前的体育业绩评价体系，还是以奥运争光计划为核心，奉行成绩决定论。或许对于某些项目而言，短期的高强度投入就能在成绩上立竿见影，而足球显然有着诸多的特殊性，即使在追逐成绩上也不能照方抓药，它是一项系统工程，甚至需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付出。然而对于中国足协及上一级管理部门而言，足球的特殊性在固有的政绩观面前必须顺从。就个人前途考虑，足球管理者没有谁甘愿做出牺牲，切实做一些基础工作。成绩同样是考量足协官员的硬指标，而这其中世界杯出线就如同其他项目的奥运夺金一样，是政绩指标的重中之重。

　　中国的足球事业搞了这么多年，只出了一次“成绩”，它没有成为羞耻的理由，反倒显得尤其珍贵，而阎世铎无疑是这一怪圈的最大受益人。

　　阎世铎在足协掌门人的位置上坐了只有四年多的时间，却已成为民怨最多、被喊“下课”次数最多的一任，这种呼声随着2004年接连出现的足球危机而一再汹涌澎湃，但阎世铎的位置始终是“风雨不动安如山”。早在去年“中超风暴”卷起漫天烟尘的混乱时刻，就有熟悉国家体育总局内情的人士透露，阎世铎肯定不会下课，至少是平调。原因很简单，世界杯出线是他的最大资本，最大政绩，这个政绩大到可以忽略由此带来的无数后遗症，可以掩盖其他战线的一败涂地，可以为阎世铎的顶戴花翎上一份高枕无忧的保险。

　　但阎世铎也不该担起全部的罪错，他只不过更适合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并更充分地显示了该体系的弊端而已。

　　“阎世铎是第二个王俊生，那么谢亚龙就是第二个阎世铎！”曾经也是体育界高官的陈培德一语惊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中国足球在现有体制和环境下根本没必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个领导者身上，“任何人都会成为中国足球的牺牲品”。

　　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中国足球在阎世铎的手上加速衰落，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阎世铎确实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

　　过去四年多的时间，若是换成李世铎或王世铎，即便局面糟得没这么不堪，也可能败坏得更加离谱。在现有框架下，平庸乃至混乱都是中国足球的必然结局，领导的不同，带来的只会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舆论对于足管中心主任易人的高度关注表明，像很多领域的情形一样，公众对于管理的期待，还停留在期待一位“能人”的阶段。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左右制度上的建设与完善。

　　阎世铎离开了，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人们需要以漫长的痛苦为出线的瞬间快乐还债。

　　中国足球的问题，大而说之，是需要在体制上摆脱官商合一的畸形，小而处之，起码要自上而下地改变原有的政绩考核标准。惟有这样，才能避免足球管理者的个人悲剧以及他所带来的时代悲剧。

　　(作者系《南方周末》编辑)

　　本版言论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