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经营性国有资产应该转换为非经营性资产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用途是什么？

　　《国际先驱导报》：国有资产管理的基本口号和目标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是否保值增值越多就越好呢？越多的话管起来不是越难吗？

　　樊纲：我们想想，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干什么？为什么？保值增值以后国有企业利润越来越多，自己花的钱就越来越多，因为除了上缴了33%的所得税，没有要交给国家的了。而且国有资产当中有大一部分是过去国有企业职工社保、养老金这一类的收入，没有投入到养老金形态当中去，而是存在于经营性资产当中。其中有一部分要退出来，要转换为社保基金这一种形态。这就涉及到当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了。因为交给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是国有经营性资产，它的目标和任务就是管理国有资产。但这里有几方面的国有资产形态转移问题我们过去注意不够。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经营性资产向非经营性资产，包括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转移，向社保基金方面的转移，应由谁来做决定呢？

　　樊纲：谁来决策国有资产的形态转换，这是一个问题。不要说整个国有资产转换如何管理了，现在就连生产性资产向金融资产转换都是无序的，因为这两个资产管理部门是不相连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来决定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买卖，然后是转换为其他社会资金。现在没有一个最高的决策机构做这件事情。虽然早已经决定了国有资产要有进有退，但国有资产重组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在大的体制框架内有序地进行。实际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所有者缺位问题。

　　私人老板干什么？其实最后就决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决定自己的资产卖不卖，卖完了干什么？投到哪儿去？我是不是要把我的汽车卖掉投我的企业，或者是不是要把企业卖掉买一块高尔夫球场，从生产性资产转到非生产性资产。第二件私人老板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一个好的代理人，选择一个好的经营者打理这些资产。后面的事情大家都在做，都在想这些问题。但事情都集中在委托代理人上。委托代理人干什么？他不是干这个的。这种情况决定了没有一个机制来处理资产形态转化，这就叫所有者缺位。

　　《国际先驱导报》：就是说，现在并没有一个机构来认真检查各种资产存在的情况，从而来决定资产在各种形态上的转化？

　　樊纲：对。企业经营可以代理，但资产形态如何转化是不能代理的。这个职能是与所有权联系在一起的职能，但目前是缺位的。这就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问题，以至于连搞国有资产干什么都弄不清楚。比如，前两年国有股减持，当时为了充保社会基金，国有股减持这个问题确实难做，要有所有者来拍板决定这个事情。难就难在，谁来授权国有资产的变卖？最高决策机制在哪里？最高所有者职能在哪里？

　　还有，我们有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后干什么？将来能不能用国有资产干点国家需要的事情？举个例子，假设现在开始打仗，我们要不要变卖国有资产打仗？要建航空母舰，缺很多资金，能不能拿资产来换钱？如果发生社会危机，社保基金不够，财政收入又差许多，能不能变卖社会资产来充实社保基金，来维持社会稳定？国有资产本来就应该做这些大事，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但需要有人来决定如何做。

　　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应该斟酌哪些问题

　　《国际先驱导报》：人大今年年底要启动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程序，你们这项研究对这个法规的制定应该是有想法的？

　　樊纲：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应该至少是三级到四级的管理体制，最高一级就是在人代会的层面上增加一个最高的国有资产委员会。这个国有资产委员会主要做以下事情：

　　第一，要监督全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定期提交的国有资产平衡表。我们现在有预算表，每个企业都有资产表，但整个国有资产大盘子没有一个国有资产的平衡表，没有一个监督管理所有资产：经营性资产，包括产业性经营资产、金融性经营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包括公共设施；资源性资产，以及资源性资产的收益。

　　第二，决定国有资产形成收入的使用和分配，这个问题早晚也要提出来。非经营性收入，还有资源性收入，资源性收入是一大块收入。国有企业的利润，很大程度是资源性收入，这些收入怎么分配，怎么利用，谁来决定，分多少利润返还给企业，多少利润拿出来搞公共建设。

　　第三，决定资产如何处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下一个步骤是保值增值，保值增值完了，到了最高层次，要决定保留多少经营性资产，拿出多少经营性资产来做别的。如何运用国有资产以及它的收益，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服务，为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服务。

　　第四，选择一个好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有几种类型的代理人，最高代理人进行最高决策。下一个层次就是现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它的任务，就经营性资产而言，是保值增值；就非经营性资产而言，是保值、维修和维护。社保基金也要保值增值，也要能够自我运转。在这个层面上，就是现在需要涵盖的方方面面的东西，最后要有一个统一的具体的构架，形成统一的国有资产平衡表。(魏睿)

　　链接：国有企业改革大事记

　　1979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果断开始改革30年不变的国企经营模式，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允许企业按市场供求调节生产。

　　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把国企改革推向了体制创新的深度。3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被改造成上市公司，8成以上的国有中小型企业变成了非国有企业。

　　199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国企改革的主要目标与指导方针，提出了“有进有退”、“抓大放小”等战略性措施。

　　今天，中国国有企业已经拥有17万家企业和16万多亿资产。目前，国有企业虽然仅占中国企业总数的26.74%，但产值却占一半以上。

　　2001年，国企数量虽然比上年减少1.7万家，但资产总额却增加14%，国企资产在石油、交通、邮电等基础性和关键性领域和行业中的分布分别比1995年增长138.9%，132.9%和254.3%。国家经贸委预计，到2005年，中国将形成30到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