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见证这段历史，并用内参形式将兵马俑发现汇报给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原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回忆，31年前的1974年的春天，骊山脚下的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下河大队西杨生产队决定打一眼机井抗旱。
3月29日，杨志发、杨彦信、杨培彦、杨新满等9个农民轮流下井挖掘，陆续挖出大量瓦人残体碎片。4月25日，晏寨公社管水利建设的干部房树民前来检查工作，看到扔弃在土堆里的瓦人残体觉得奇怪。他下到井底，从井壁抠出半块砖，去掉泥土一看，发现同县文化馆里的秦砖一样。于是，房树民找到赵康民一起来到井旁，仔细察看了从井里挖上来的土堆，十分震惊。因为这里距离秦始皇陵有四五华里，在陵区保护范围之外，陶俑怎么会放到这么远的地方呢？赵康民觉得这些疑问需要研究，便统统收拢碎片集中保管。
就在赵康民修复这批陶俑的时候，当时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从北京返回陕西临潼探亲。一天，蔺安稳来到文化馆的文物修复室，见到赵康民修复好的陶俑，再听赵康民对其价值的阐述，禁不住为之一震，随即写了一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的内参，向中央报告秦俑的出土和秦始皇陵的破坏情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显然，秦俑的价值，是赵康民最早认识到的。在经过一番探索研究之后，他还给陶俑起了个‘秦代武士俑’的名字。我们现在所说的‘秦俑’一词，就是从‘秦代武士俑’演化而来。”蔺安稳告诉晨报记者。
这位当年的见证者也赞同发现是一种高智商的劳动，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得来的，属于“知识产权”。蔺安稳说：“若是打井的农民和水利队的人员都享有‘发现权’，那房树民，还有拉架子车送秦俑碎片的6名妇女，这些直接参与‘发现’的人也都应该享有‘发现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