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

　　东湖万花筒（三）

　　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

　　1957年岁尾，姨父的一件大事是接待刘伯承元帅。刘伯承是他的老首长，在挺进大别山的严峻岁月里，姨父曾担任刘邓大军政治部保卫部特派员兼任司令部协理员，就在这位“一号”首长的身边工作。他把刘帅安排在南山甲所下榻后，又陪他在东湖散步。遥看天际，往事如烟。他感到，他又回到了这位慈爱长者的身边。

　　姨父说，进军大别山，真苦了刘帅了。特别是过黄泛区，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不能骑马，每一脚踩下去都要陷进没膝深的泥沼里，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把腿拔出来。刘帅块头大，又是一只眼睛，拄着一根棍子走路，实在难走啊！大家给他搞了一副担架，他坚决不坐。大家没有办法，只好抬着担架跟着他走。

　　刘帅骑牲口，身体重，马也驮不动他，就为他准备了两匹马，换着骑。后来，六纵王近山司令员特意送来一匹很高很壮的马，大家都舒口气说，好，这下子解决问题了。马背常常磨烂，一到宿营的地方，刘帅就说，不要忘了用盐水给马清洗伤口哇。在山路上行军，白天还好办，前边有人牵马，旁边有警卫员照料。最难的是夜晚行军，老人家骑在马上，眼睛不好用，前边有了树枝，警卫员就要喊：“低头！”老人家才知道低下头，把身子伏在马背上。没有树枝了，他也不晓得直起来，还要向他喊：“抬头！”他才知道把头抬起来。

　　刘伯承酷爱读书，但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看书很吃力，却又不知道休息，周围的人都拿他没办法。他的爱人、孩子和警卫员拖着他，才能叫他出去散散步。大家说，总得想个办法，叫老人家活动活动啊，就一起起哄，拉上他打麻将。他不会打，怎么“吃”，怎么“碰”，他都不会。他身边的人乱叫，哎，该吃了！哎，该碰了！打了两三把牌，他就站起来说：“哎呀，这比打仗还难啊！我不干了。”

　　刚到大别山，在安徽搞“急行土改”、搞粮食的时候，还搞到了一些古书、线装书。有人拆散这些古书包东西，他看到了，就心疼地说：“同志们哪，这是中国文化呀！你们赶快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别的书，帮我把书收起来，带得走的带走，带不走的要找个地方存起来，不能糟蹋文化。”他还说，我年纪大了，打完仗以后，我的愿望就是搞搞军事教育。在战事频繁的岁月里，他还翻译了苏联的军事著作《合同战术》。

　　1947年1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又面临蒋介石三十三个旅的围剿。大别山区回旋余地太小，供应问题严重。刘邓决定，邓小平与刚刚回到大别山的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和参谋长李达，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刘伯承率其余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刘伯承率总部大部分人员，随一纵向淮河以北转移，夜行军时与敌人搅到了一起。到了一个村子，刚刚住下来，刘伯承听到旁边村子里传来狗叫声，就让参谋王文贞快去看一下旁边是哪个部队。王文贞带着三个通信员到了那个村子，对方哨兵问：“谁？”王文贞反问：“你是谁？”敌人就打过来一阵排子枪。一个通信员牺牲了，一个通信员受伤了，一个通信员跟着王文贞跑回来。枪一响，就开始了一场混战。刘帅带着身边工作人员随即迅速离村，向西北方向走了。一纵一旅旅长尹宪斌急红眼了，他的任务是保护刘帅，刘帅却不见了。他只身掂着驳壳枪，抓到一个营是一个营，抓到一个团是一个团，向刘帅转移的方向猛冲猛打，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敌人也搞不清这支队伍是怎么回事。尹宪斌从夜里一直冲杀到次日下午，才碰到司令部的一个干部急急跑过来。尹宪斌问，你是谁？那人答道，我是司令部科长张涛，“一号”命令我来跟你们联系。尹说，废话少说，你马上带我走，我要亲眼看到“一号”。他拉着张涛疾走如飞，到了一个村庄，见到刘帅平安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叫了一声：“首长！”身子就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刘帅爱兵如子，下级对他，也就敬其若父了。

　　刘伯承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姨父没有跟他走，而是由司令部调到了警卫团，跟随邓小平政委留在大别山上。十年以后，姨父终于在东湖见到了当年的“一号”首长，“一号”首长还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和题词：“汉雄同志：您说：要我写几个字在这里作纪念，特如命写上。请收。刘伯承1957年12月12日”

　　另纸又写：“游武汉长江大桥 百万雄师南下后，长江千丈大桥横。人民作出空前事，还只远征第一程。 刘伯承记”

　　姨父指点着说，刘帅写的字，我不敢拿出去呀！刘帅那样高的威望、那样大的年纪，遇到我这么个小萝卜头，信封上还写“送陈”、落款后写“肃”，那是“肃立”“肃静”的“肃”吧，这可使不得啊！信中还称我为“您”，还说“特如命写上”，我心里直敲鼓哇！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建议我把刘帅的墨宝送到中央档案馆，我正要办理这件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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