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达亚齐归来

　　春节，朋友来串门儿，碰倒了杯子，桌上的采访本湿透了，本子上一些人名看不清了，一些似乎重要的话成了一滩墨水。我愣了愣神儿，从印尼回来这个采访本我一直带在身边，却没有翻开过。朋友一直道歉，我笑笑，看得清又能怎样，我当时记下的这些话又算什么，如今凭着这些只言片语，我又真正明白他们的心思吗？名字没了、地址没了？我想也许再过一阵，很多事我都会忘了。

　　每次朋友问我那里的故事，我都会莫名地想起班达亚齐中心医院里那个对所有问题都只是摇头的女孩。她的眼神让我不能对视，我知道她在嘲笑我们这些闯入她生活中的陌生人，“你们想知道什么？”

　　我们想知道什么？这么多记者风风火火地来了，装备着成捆的器材、帐篷、矿泉水、防蚊用品、口罩、消毒剂，一副充满战斗力的样子，站在这个城市的每一片废墟上，带着好奇与探寻的渴望，一遍遍地用话筒指向蜷缩在难民营里的孩子，因为“我们负责报道世界”。

　　雇个司机兼翻译每天200美元

　　1月10日班达亚齐，天还没亮透，突然被一阵晃动惊醒，第一个反应是地震了。光着脚跑到餐厅，大门外LILI语速很快地交待。“要涨水了，跑路先”。我脑子有些懵，转身回屋，其他5个人也都醒了。大家很快地收拾好行囊，分头上了早已准备好的小卡车。LILI和他的员工则在院外的河边观察水位。“今天是农历初一，大潮。”LILI有些紧张，“这次的晃动最像海啸那次。”四周充满了汽车发动的声音，城市在狗吠声中显得有点骚动。还好水位比较稳定，约一个小时，大家退回到屋里。当天晚上，通过新闻中心的公告，才知道早上一共发生两次地震，第一次5.7级，震中离市中心140多公里；第二次4.7级，震中离市中心10公里。造成慌乱的就是第二次，震级不算高，但是距震中很近，所以震感很强烈。

　　事实上，从飞机降落在班达亚齐小小机场的那一刻起，余震就成了我的心病。大家嘲笑我怕死，但的确，我对地震的感觉异常灵敏。一次不强的地震就会让我头晕一整天。AYOW安慰我，“最近这里常常地震，有时一天五六次，但不会有大水，不用害怕。”

　　AYOW是LILI的父亲。LILI在班达亚齐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货运公司，海啸发生后，他的妻儿到棉兰避难，父亲坚持留了下来。结果这座有四五个房间的小院成了中国大陆记者的营地。1月8日～14日，先后有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中新社香港分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十几个人在此留宿。68岁的AYOW华语讲得非常好，大家常常围着他问东问西。

　　语言是此次采访的一个难题。出乎我们的意料，班达亚齐当地鲜有人会说英文；而约占当地人口5%的华人，以客家话和粤语为主，普通话讲得好的也不多。采访时，常常连猜带比划。大家去临时设立的新闻中心，找到一些翻译人员的电话，试着拨打了几个电话，结果都已经被预约了。

　　后来在新闻中心门口碰到一个英语还不错的司机DIOIN，开价每天200美元，我们觉得价钱太高，却也别无选择。事后得知，这些日子，由于在班达亚齐工作的外国记者和NGO组织非常多，翻译和司机的价格一路攀升。11日后，一些幸存的蹦蹦车、出租车开始在街上揽活儿。短短几分钟的路，蹦蹦车开价15000卢比（约合15元人民币），直到15日重返班达亚齐，这个价格还是没有降。同车回来的华人吴小蓉有些生气，“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在亚齐一切远未结束

　　小蓉姨和我同车重返班达亚齐。定居棉兰的她原计划去年12月24日回班达亚齐的妹妹家过新年，结果耽搁了，也因此逃过一劫。海啸后，她很挂念亚齐的朋友。回到亚齐的头两天，她和十几名返乡的华人在大伯公庙里忙碌。他们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华人难民营，帮助逃往棉兰的华人尽快返乡。

　　第三天，小蓉姨还是决定去海边的洛阿村看看，她听说几千人的村子只剩了两三百人，她的好友ABAK的爸爸和弟弟一家下落不明。我也想去洛阿，10天前我第一次踏上班达亚齐时，就是从那里开始认识这场海啸的。

　　洛阿村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角，是沿岸最靠近班达亚齐的村庄，也是海啸和死神闯入班达亚齐的闸口。洛阿有著名的海水浴场，漂亮的沙滩，热闹的人群，都在海啸中成了记忆。海啸将洛阿夷为平地，目力所及只是烂泥、断木。

　　路在同样的地方断了，断桥依旧横亘在河水里，除了多了一个简易的木筏，一切依旧。我竟然又看到了那个老人，那个10天前和孩子在这里守望对岸的老人。他静默地站着，不向来往的人多看一眼，仍旧只是久久地注视对岸。“那边是我的家”。对岸除了孤零零幸存的一棵树，单调的枯黄色全没有热带地区的景象。家在哪儿？多少洛阿人反复问着，他们没有答案。

　　图像传回去了，文字见报了，一切就结束了。这成了我们的一笔人生经历。但对海边的人来说，一切远还没有结束。

　　（作者海啸期间曾在当地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