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价值在于变革

　　继赖斯访欧之后，美国总统布什2月20日再次高调出访，目的是“修复美欧关系”，并且历史性地走进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洲舆论指出，这是历任美国总统对欧盟访问最“彻底”的一次，布什不仅要访问欧盟部长理事会及欧盟委员会。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们横行无羁的牛仔总统首次公开表示支持“强大的欧洲”的立场。有媒体称，团结一心的欧洲赢得了美国的尊重。

　　就在同一天，西班牙就欧盟宪法条约举行全民公决，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将近80%的人投了赞成票，比例之高，出乎意外。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去年10月在罗马签署了《欧盟宪法条约》。按规定，该条约必须经所有成员国以全民公决或议会投票方式批准以及欧洲议会批准后方能在明年11月1日正式生效。西班牙是欧盟25个成员国中第一个举行全民公决的国家，也是继立陶宛、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之后第四个通过《欧盟宪法条约》的国家。

　　《欧盟宪法条约》在西班牙之所以支持率高，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西班牙人从欧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实惠。自从1986年加入欧共体后，西班牙便迅速脱贫致富。既然老百姓得了欧盟近千亿欧元的好处，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政党就都得为本国通过欧盟宪法条约效力。

　　又是一次大团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领导人不遗余力地支持西班牙批准《欧盟宪法条约》，包括事前造势，事后祝贺。从欧洲政要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欧盟建设似乎只是个“面子工程”，是欧美之间争风吃醋的产物。比如意大利的传媒大王贝卢斯科尼总理说，宪法条约增加了欧洲在世界上的分量，并能使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是欧洲各国多年来追求的一个梦想；施罗德说，宪法条约如果生效，将使欧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能使欧洲共同应对诸多挑战；希拉克讲话与前两位如出一辙：宪法条约能使欧洲在安全、外交、环境保护和反恐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能使欧洲变得更加强大有力。关于欧盟的理想，德国外长费舍尔曾说过一句名言：“欧盟是我们的未来，德国是我们的家乡。”但是如果说这个“未来”就是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对欧盟的理解显然不全面。笔者以为，时至今日，欧盟建设最重要的是个里子工程。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的讲话因此十分值得玩味，在祝贺西班牙的公决这个积极信号的同时，巴罗佐表示宪法条约将成为促使欧盟变革和复兴的强大力量，而且它还是保护欧盟价值的惟一工具。即欧洲以变革捍卫价值。

　　欧盟的意义在于主权建设，同样在于其所带来的变革。举例说法国。由于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而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过高，使得法国的财政赤字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3%。法国政府不得不向欧盟许诺2005年达标，系列改革也因此展开。与此同时，法国电力公司和法国水务公司两大国营企业的私有化转型，也是在欧盟的框架下积极推动完成的，依照欧盟开放能源市场的要求。两大公司别无选择。各国只有一起推动，相互接轨。

　　从中可以看出，欧盟除了谋求所谓“一个声音说话”这个国际大政治外，最重要的是通过欧盟运作使各国能够适应国际新形势，使“老欧洲”焕然一新，只有在这种自新的基础之上，欧洲联合才有长远的意义。如果欧盟成员国不借一体化的机会加大改革，脱去贵族的长袍，使自己变得强壮有力，那么即使欧洲统一，也只是徒有外表；即使欧洲统一了所谓的价值，也没有足够大的力量加以捍卫。因此，欧盟建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里子工程”，而不是“面子工程”。当然，欧洲领导人作动员时不会涉及到具体的改革，因为一谈到改革，那些贪图安逸或得过且过的选民们就要上街了。所以，法、德、意等国领导人鼓吹“欧洲人民从此声音宏亮了”，“在国际社会有面子了”，“欧洲不再成为美国人统领世界方便开会的地方了”时就显得更有号召力。

　　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重新统一欧洲的梦想一直深埋在许许多多欧洲人的潜意识里。当年拿破仑一手执着利剑，一手捧着法典在欧洲大地上驰骋，试图以武力实践这个梦想的时候，他也许不会预料到，今天的欧洲正在用和平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理想越走越近。当然，统一的欧洲今后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国际社会中亮相，现在预言还为时过早。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几天前，与法国著名华裔画家司徒立先生聊欧洲的未来，司徒先生用了“大沉沦”这个词来形容欧洲可能面临的危机。我以为，欧洲的主要危机就是缺乏创新与活力，改革举步维艰。自由民主的环境下生活是安逸的。有位德国朋友对我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德国的敌人在哪。其实，每个国家最大的敌人都在自身，比如它是否左右于自己的爱憎，是否因为往日的辉煌患上了鼻塞症，对新生事物失去了嗅觉等等。在此意义上，我们相信，现在欧盟之于欧洲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引发一系列改革，从而使欧洲重新获得生机与活力。这种一体化实际上和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许多改革有相似之处，即在新的形式下，将旧有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条条框框逐渐打破，使社会变得有活力。

　　从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在进入WTO所获得的制度改革上的收益，远远大于WTO所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