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自曝“生意经”

　　“送站人”生财有道

　　年前，记者在苏南某市采访，晚上10点急欲赶回上海。正值春运，该火车站进站口把守甚严———没票的禁止入内，有车票没到点的也不准进。记者转而去售票大厅，无奈人头攒动，条条长龙。

　　此时，一黄牛模样的人凑上前来：“到哪里？”“上海。”“10元钱，我让你进站上车补票。”“当真？进站口不是不让进吗？”“骗你干嘛？跟我走，我自有办法。”

　　记者将信将疑地跟着他，撇开人声鼎沸的火车站正门，往西边一条相对僻静的小路走，直绕到行李房。记者茅塞顿开，透过行李房，依稀可见火车站站台。这个自称W先生的“送站人”对记者特别提醒，你先别忙，等差不多到点时再进去，你先躲在地道里，省得被人看见。W先生接着又告诉记者一个130打头的号码，“这是我手机号，你进去后往右，下地道，火车来了你就到4号站台上车。上车后你打我手机，我不接的。响三下，证明你一切顺利，清楚吗？”

　　令记者“感动”的是，记者进站后即发现蚌埠开往上海的车晚点，记者立刻拨通W先生手机，W先生马上帮记者查询时刻表，并建议记者改乘另一班次……记者上车之前，W先生来来回回好几通电话，直到确保记者顺利上车。记者暗想：这人还有点“职业精神”，10元钱花得值!

　　之后，记者不断回味W先生一番得意洋洋的话：“今天乌鲁木齐线拉了7个，每人收150元，沈阳线拉了9个，每人头上赚100元……”记者帮他掐指一算，他干送人进站这活，月入几万元不在话下！

　　记者不禁疑问：W先生的发达，是钻了制度的空子，还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如果这种生财之道为人所不齿，可为什么他说：“我想退隐江湖都不行，我那200多个常客户不答应啊！”

　　年后，记者再赴苏南，佯装成商务客，以“今后出差还要劳您多费心”之名请W先生吃饭，盛情之下，W先生向记者道出其“独门秘笈”……

　　“独门秘笈”大起底

　　W先生入行18年了，在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等地火车站享有盛名。他透露，在“黄牛党”里，有专门倒卖车票的，有做假票的，有把旅客带进站台收取好处费的。“我看不起那些做假票的，因为这是制造麻烦而不是真正帮助旅客”。W先生钟情于送人进站，“无本生意嘛，而且，没有车票就没有罪证，安全！”

　　18年前，W先生不过17岁。当年，经在火车站担任小头头的姑夫暗示，他买通火车站检票口工作人员。“检票口一个班12人，每天4班，班上人员一天三顿饭和点心我全包下来，每人每月再送100元红包”。即便每日开销达七八百元之巨，W先生仍获利颇丰，前三年就净赚10万元。

　　十多年来，W先生收入年年看涨，好日子，一直持续到2004年底。

　　过年前，当地记者假扮成乘客，与警察联手唱了一出“双簧”，两名事先未得到风声的黄牛落网，被劳教一年，那名受贿的检票员则被停职检查。无论黄牛还是检票员，自此草木皆兵，再也不敢铤而走险了。

　　然而，W先生却想出了独门妙法———头上进不去，就从“尾巴”走！“其实，也不是我聪明，而是行李房的负责人给我暗送秋波”。W先生还欣喜地发现，与过去在检票口孝敬诸多“少爷少奶”相比，“尾巴”处的行李房全天总共只有4人值班。“只要过年时塞点礼品就行，1000元就能搞定。”

　　W先生收取服务费的标准，根据火车票紧俏程度，由十元到几百元不等。最贵的莫过于送人上卧铺。W先生向记者坦言：“为防止被抓，我一般目送人进站，但上回有一对东北夫妇去哈尔滨，我冒着风险送他们上卧铺车厢还成功补到卧铺票，就收了他们600元服务费。”当然，W先生不忘给列车长递上200元，塞钱方式不露声色，“握个手就行”，W得意道。记者诧异，明明买不到卧铺票，可上车怎么还能有空卧铺？他解释，车上总有卧铺的，有些是其他地方没卖完的，有些则是乘务员自己的宿营地。自从发现了“送人上卧铺”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W又忙着跟广东、东北、西安、新疆等最“来钱”的线路上的列车长套近乎。

　　究竟是什么催生了W先生大笔的“业务”？“这是个必然的市场，如果供需矛盾一直紧张，需求始终得不到满足，就只能变相操作了”。W在实践中悟出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学原理。他举例说，像上海到长春等地的紧俏线路，本来车次就不多，分配到我们市的票额极少，仅有的几十张卧铺和座票一旦售完，就连无座票都不卖！所以，有些乘客就算等上一星期都不一定买得到票。再加上，有黄牛通过内部关系垄断车票，这就使原本紧张的市场更加捉襟见肘。

　　“事实上，是多年来全国铁路运力不足，以及统筹不尽合理，加剧了车票管理的混乱局面”，W“播音员”似的滔滔不绝：只要国家对铁路运输的科学管理还不完善，黄牛队伍仍有壮大的可能。突然，他有些激动地对记者说：“过不了多久，我就准备金盆洗手。不过到时候，我会把嘉兴、温州、杭州各地的常客户都召集来，开个告别说明会。”

　　本报记者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