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向意味着什么（热门沙龙）_新闻中心

农民工流向意味着什么（热门沙龙）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24日05:46 人民网-华东新闻

主持人：朱华夏　　本报记者　　嘉宾：瞿世镜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孙结绿　江苏四达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张春晓　江苏徐州外出打工青年农民　　现在的青年农民工和以前不一样了，更有自主意识　　待遇是农民工流动的一个导向　　如果在城里能有一套房子，和城市间的隔阂就没有了　　在地位、生活、工作各个方面，都要考虑农民工的感受　　合同一年一签，工资待遇决定去留　　主持人：有人说，“春运”现象也可以反映外出务工人员的生活特点：春天出来，冬天回去。可能是个巧合，现在用工单位也是一年签一次合同。你们周围有没有人春节后有新选择的？　　孙结绿：是啊，农民工春节回去后，很多人就会有新选择。我们公司与农民工的合同也是一年一签，约50％的工人是农民工，现在有人不来了，当然有损失。最近两天我们就准备去苏北一带招工。　　主持人：张春晓也是一年跳个地方吗？　　张春晓：我自己没打算跳槽，因为我的收入在同乡中算是高的（笑）。我的同乡有些准备跳槽，现在上海、无锡、苏州一带都在招工，如果对方开的工资高，自然想换个工作。　　主持人：这么说，待遇是农民工流动的一个导向。方便透露你的薪水和日常开销吗？　　张春晓：可以。我现在无锡一家柴油机厂做装备工，月薪一般在2000元左右，有时候高一些，有时候低一些，但总体来说，我一个月可以寄给父母1000元。在我们家乡，3个月的收入可能都没这么多。　　主持人：现在不是有些人回乡种田收入还不错吗？如果让你回家包田种，还愿不愿意？　　（张春晓笑而不答。）　　瞿世镜：这个问题不能这么提，因为即使农业致富能大规模推广，我们的农村也不可能需要这么多劳动力。我知道美国在1842年曾经启动一个措施，每州指定一个州立大学设立农业生产力推广中心，然后以这个中心为核心，在所有农村布点设立农业生产力推广站。通过合理的区域分工，美国的农村生产力迅速提高，现在3％的农业人口供应全国口粮不算，还有剩余用于出口。我们国家走现代化道路，将来的趋势也应是少量劳动力从事农业。　　主持人：这么看来，以后的农村，像小张这样的年轻人大部分还是要进城市？　　瞿世镜：对，现代化的特征中有两个很关键，一是产业结构转向，二是人口结构转化。刚刚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说现在中美现代化差距是100年，其实100年前，美国城市人口比例也就40％左右，而2003年我国的这个比例已经达到40．23％。与美国现在80％以上是城市人口相对比，我们将来应该会出现更多的新城市居民，其中很大一部分会来自农村。而且，不同时期进城的农民，他们的层次都不一样。　　城市民工悄然升级，接纳程度左右流向　　主持人：其实这个预测现在已部分证实。十几年的光阴，让当初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步入了中年，他们中有不少人已经悄然回乡，而如今行走城市的农民工，脸庞上明显飞扬着新时代的青春。实际上，从企业的招工要求也能看出民工更新换代的特征。　　孙结绿：我们一般总是要求有点文化基础，比如说初中毕业；最好能有学习的潜质，特别是能学会电脑。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不懂，但经过我们培训以后你必须要明白。　　张春晓：是这样的，我也是进了单位后再培训。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觉得生活工作在城市，受歧视的感觉不是很强，我双休日也去超市、打牌、唱歌什么的。如果说城市和农村比有什么遗憾的话，除了父母见不到面以外，就是空气没有家乡那么干净了。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在城里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那我和城市间就一点隔阂也没有了。　　瞿世镜：这就是今天城市新一代农民工的想法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正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城市。这个变化，不论城市接不接受、承不承认，它都悄然发生了。这种接纳的程度，也会自然不自然地左右农民工的流向。　　农民工问题不是一个局部问题　　孙结绿：不过，现在农村的年轻人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更有自主意识、维权意识，要获得他们的归属感很难。我们一旦培养了一个成熟技工，如果薪水待遇不一样，就会跳槽。现在我们不仅需要给他们同样的平等地位，在生活、工作等各方面也要考虑他们的心理感受。比如，我们建立了农民工宿舍，食堂、浴室、球场、卡拉OK厅等一律向他们开放，发年货、奖金时一律和正式工一样。去年我们单位组织海外旅游，名额也是正式工一半，农民工一半。　　瞿世镜：我认为这是好现象，“民工荒”对企业和城市的经营管理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它的背后是从原先的粗放型向精细化和系统化管理的分水岭。　　孙结绿：但是，这个问题仅靠企业单方面去做，有时候也是很为难的。比如说，按照规定，雇佣临时工，企业只要缴纳两金：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但医疗保险和安全保险也很重要。我们公司想了个办法，在全厂募捐6万元，又从集团财政拿一部分，凑满20万元作为股金投到一家股份公司，设立了一个救急济难基金，生病的工人医疗报销就从这个基金走。　　主持人：能否多建立一些这样的保险金呢？　　孙结绿：如果全部由企业拿钱，那肯定成本很高，从办企业角度来说，显然是不经济的。　　瞿世镜：我也觉得这个问题不可能由企业和农民工单独协商解决。农民工问题不是一个临时性问题，农民工利益保障也不是一个局部问题。根据深圳市劳动部门2001年的调查，抛开个人所得，一个农民工一年奉献给城市的财富达到了1．4万元。我测算过，一个城市要解决10万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等系列问题，只要政府和企业各拿1亿元就够了，而这2亿元仅占10万民工所创造财富的17。我们在转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立法等形式保障农民工基本利益，寻找到让城市、企业和农民工相对平衡的办法，这即便是作为和谐社会的和谐成本，也是必须思考和付出的。　　《华东新闻》 (2005年02月24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