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

　　东湖万花筒（四）

　　4.省长火了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对铺张浪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到武汉，张体学陪他到鄂城视察。到了鄂城，县委书记、县长急忙出来接待。张体学看到鄂城县委、县政府修了一个大院子，垒了高高的围墙，就气不打一处来，一进接待室，他就当着董老的面把县官狠狠地训了一顿，你们搞什么衙门哪，修这么大的院子，垒这么高的院墙，老百姓谁还能进得来，还敢不敢找你们呀！张体学只顾发火，把董老晾在一边了。姨父看他好像还要大训特训下去，就给董老咬耳朵说，莫管他，他爱怎么发火就让他怎么发火，我送你到房子里休息去吧。董老含笑点头。姨父就送董老休息去了。省长训完了县官，又问，嗳，你们把董老搞到哪里去了？

　　姨父说，其实，张体学也有过让姨父笑不出来的时候。姨父说，不晓得哪个老爷告了我一状，张体学在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作报告，狠批“外事办”胡搞，说我铺张浪费，向财贸部门要副食品、要鸡鸭鱼肉，竟然还伸手要布票。现在国家这么困难，他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批得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才听说是财贸系统有人告了状。可我想不通啊！我们的服务人员不能没有工作服，接待客人的饭桌上不能没有台布，我不能不找他们要布票。招待客人也不能没有鸡鸭鱼肉，也得找他们要哇。我说，省长是怎么搞的，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也不了解一下情况，就在大会上吼了这么一通，是什么人给他弄的稿子？走，找省长去！

　　姨父见了张体学，开门见山说，省长啊，你别在大会上吼我嘛！你在大会上这样吼我，我以后还怎么办事？他说，怎么啦？姨父说，我接待的都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没有一个是我朱汉雄的客人，我不找他们要鸡鸭鱼肉、不找他们要布票，我到哪儿搞去呀？你在大会上一吼我，我以后要不到东西了，客人来了，服务员的工作服上打不打补丁、桌子上铺不铺得上台布还不大要紧，要是端不出东西来，你可莫吼我，我慢待了外国的客人你也莫怪我，这可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还有国家的客人。

　　他又说，整个外事接待系统里面，我用的是八百人，与全国各省、市相比，编制是最少的，我们把中央领导、高级干部的外事接待任务全部执行了。请首长查查看，哪一个省，加上省会城市在外事接待上所占编制低于我们湖北省、武汉市，如果有低于我们的，你吼我也就吼我了，我认了，这是第一。第二，我盖房的面积也是最少的。解放以后，有哪个省在外事接待方面盖的房子少于湖北省，你也可以批我。第三，湖北省外事接待每年花国家多少钱，也请首长查一查，各省、市都有这个开支，可以比较一下，哪个省、市的支出低于我们，你怎么批我都行。第四，全国各省和省会的外事接待工作都是两套班子各管各，湖北省和省会是一套机构，全国只此一家。省、市两大块，所有扯皮拉筋的事情，都在我们这里调解综合了，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一天到晚去找你省长的麻烦，我都给你挡了驾了，你省了事了。你还在大会上吼我，我搞不通啊！

　　姨父滔滔不绝地讲，张体学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听，既不说对，也不说错，只是发出“嗯嗯”的鼻音和“哦哦”的喉音，表示他实在不愿听却又不能不支棱着耳朵听得很耐心。姨父告诉我，领过兵、打过仗的官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想听他对下级讲自己一个“不”字是办不到的，只要他“嗯嗯、哦哦”地不吼你，不骂“罗儿的”，那就是他听进去了。后来，该要的东西我照要不误，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接下来，姨父就听说张体学在他的“省长官邸”后边开了一块荒地，种上了小麦、棉花。他坐着小汽车回家时还是省长，一下汽车，中山装一脱、皮鞋一脱，只留下一条短裤，就像一个“老庄稼把式”，挑上粪桶，侍弄他的“自留地”去了。如若此时又有了接待外宾一类的紧急任务，他丢下粪桶，又当省长去了。姨父大受感动，带着外事接待系统的科级以上干部，后来还领着正在东湖休养的董必武老人，趁省长不在家的时候去看省长的“自留地”。只见麦子、棉花苗长得绿油油的，出现了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省长官邸”都难得一见的田园风景。董老的胡子又高兴得翘起来。

　　姨父没有想到，他的出生不久的三女儿毛妹竟能享受到省长在小片地里的劳动成果。那时，生下一个孩子只发给五尺布票。毛妹的衣服烂得穿不得了。六姨上街买布，被小偷掏了口袋，把钱包和布票全偷走了。姨父正在东湖忙着接待毛主席，突然接到了六姨的告急电话。正好张体学在场，他当即从兜里掏出数量十分惊人的一丈零几尺布票，一股脑儿地塞到姨父手里，“拿去！”他颇有些自豪地说，“这是我种棉花、缴棉花，国家给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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