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海之海(张煦棠)

　　唐海之海(张煦棠)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张煦棠 2005年2月25日 9:59

　　《文汇报》又失去了一根承接解放前后两个时代的纽带。

　　2005年1月25日，是《文汇报》创刊67周年的日子。这天的《文汇报》一版刊登了一幅1938年1月25日上海街头一位报童拿着《文汇报》的照片。第二天，《文汇报》一版左下角，刊发一则寻找67年前留着一头齐耳短发的女报童和只有一个头发后影男孩的消息。

　　读这两则消息，作为《文汇报》的一名员工，不禁思绪万千。《文汇报》是今天在中国大陆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日报，经历了几多风雨，走过了多少曲折艰难的路程，也曾有过灿烂的风光。可以寻索，值得寻索的又何止是67年前为《文汇报》创刊而在街头清脆叫卖的报童？

　　唐海，今天《文汇报》的年轻记者也许不知道，他可是一位了不起的、当之无愧的名记者，他是《文汇报》的骄傲，是上海记者的骄傲，是中国记者的骄傲。2004年11月2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老干部办公室的小刘电告：唐海同志昨天中午十一时去世了。刹那间，我情不能自已，信手写道：

　　一身正气，不避险恶昂首责问蒋介石何时释放政治犯，英名传华夏；

　　满腔义愤，俯首奋笔为惨死美军拳下的黄包车夫立传，名篇留后世。

　　虽不工整、对仗，但确是激情自溢，倾注了我对这位一代名记者的仰慕、缅怀的真情。这上句，讲的是1946年2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第一次来到上海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文汇报》记者唐海本不在邀请之列，他是冒名顶替参加了这次所谓的记者招待会。在一批御用报纸的记者官样提问之际，唐海挺身而出，直面蒋介石：“政治协商会议决定，9项诺言规定要释放政治犯，不知政府何时可以释放？”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需要多么大的胆略和勇气！当时蒋介石身后站着的是阴森森的特务头子戴笠啊！果然，这爆炸性的问题，使全场为之惊愕。蒋介石更是怒气冲冲地反问唐海：“你说还有哪个没有释放，你开名单来。”这时，全场肃静，气氛紧张极了。唐海却没有被吓倒，从容地从座位上站起：“到现在为止，只释放了一个廖承志。”

　　蒋介石返回南京以后，国民党中宣部负责人立即对《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严宝礼提出责问，撤去唐海兼职的《大刚报》上海办事处主任，并扬言要逮捕法办。

　　唐海被吓退了吗？没有，在记者这个神圣的岗位上继续战斗。1946年9月22日子夜，在上海滩，被蒋介石“请来的美国兵”无缘无故地用拳头打死了黄包车夫臧大咬子。是唐海，写了长篇记实《臧大咬子传》，用笔控诉了美国兵的暴行；1946年11月30日，上海的摊贩和穷苦人为了求生存，有一口饭吃，爆发了震惊上海的“摊贩”事件。是唐海，深入“风暴”的中心，写下了记述上海摊贩暴动的《寒流里的风暴》。紧接着，1947年初，上海发生了蒋介石黑暗统治一手制造的“二·九”劝工大楼血案，在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劝工银行大楼上，百货店职工主持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演讲会上，突然冲进了100多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徒，用铁尺、榔头、竹椅，捣乱会场，见人就打。在永安公司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年的梁仁达被打死，死得那么惨烈，激怒了上海。又是唐海，写下了《梁仁达这个人》，借以唤醒人们：“起来吧！善良的人们，与罪恶的反动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在那个如晦的岁月，唐海谈到“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的时候，写了一段富有深意的话：

　　“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是一个不为环境所屈服的完美的人。当一个记者提笔的时候，他是对社会负责的，黑的应该是黑的，白的也应该说白。”

　　唐海就是用自己的笔，实践着他——一个新闻记者的诺言。但是，也因此被逐出了上海，到他参与创建的香港《文汇报》去继续战斗。

　　我，荣幸得很，五十一年前跨进《文汇报》大门，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唐海。他大着嗓门说：“张煦棠：好啊，你是我们《文汇报》第一个转业军人呢！你在部队里还是一门小钢炮哩！”话音刚落，就是一阵爽朗的大笑，这笑声，振荡整个编辑部，在五十年代，唐海的笑声在《文汇报》是有名的啊。而我一个刚刚踏进《文汇报》门槛的年轻人，心情的激动是不用说了。想当年，在杭州读中学的时候，参加杭州大中学生联合大罢课，在西子湖畔的民众教育馆大操场上聆听马寅初先生激昂的演说，高呼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手里拿的就是《文汇报》啊。今天，我已是《文汇报》的一员了，在我面前的就是当年面对面地责问蒋介石的唐海，是《文汇报》特派参加开国大典的唐海，毛泽东主席曾经握着他的手说：“唐海，唐朝的海，久远得很哪！”

　　我进《文汇报》的时候，正是唐海的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日子，参加开国大典的报道之后不久，他就冒着炮火，来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前线，写下了《钢铁运输线》等一系列战地报道。他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文汇报》副总编辑的岗位，又兼任了我们采访部的主任。因我曾经在《文汇报》的著名副刊《社会大学》做过几年编辑，希望采访比较熟悉的理论学术界。唐海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记者应该什么都接触，最好是先深入社会。”他叫我先跑政法战线的新闻。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记者历程呢？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跑新闻，采访过新四军根据地，写过记述香港沦入日寇铁蹄真相的报告文学《十八天的战斗——香港沦陷记》。著名历史学家、《文汇报》的老编辑唐振常曾说：“这是一篇较早如实记载香港之战的文学。”

　　唐海走上领导岗位以后，自己执笔写稿日见减少，但锐气不减。1956年《文汇报》复刊重振，唐海分管文艺，直接领导发动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电影这样少？》的大讨论，不仅震动了电影界，也触动了整个文艺界。后来，在反右斗争的一声号角下，戛然而止。闻名《文汇报》的唐海那爽朗的笑声，也自反右斗争戛然而止，他的豪气，也在《文汇报》逐渐消失，沉寂。了解内情的“文汇”老同志知道，唐海性格的大变化，不完全是反右斗争的波及，还因为他的妻子出生于香港一个著名的家族，这使他背上了一个相当沉重的包袱。我知道唐海很爱他的妻子。1956年的五六月间，我和唐海同在《教师报》工作。有一次，他陪同一个外国记者到东北参观访问。我接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要我转告唐海：“母子平安！”原来是唐海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等唐海一回到北京，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他时，他的欣喜之情，真难以用言语形容。之后很长时间，我一见到唐海，只要说一句“母子平安”，唐海就一脸灿烂。但是，1957年以后，唐海那灿烂的笑脸就难得见到了。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啊。

　　一个人的性格会随着年龄和社会历练有所改变，但，一个人的良知，是非观，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不会被泯灭的。当中国大地改革开放年代到来之时，唐海回到了《文汇报》，唐海的灿烂笑容又回来了，经过十多年的折腾，他双手震颤，病态显露，但豪气依然。他重新回到《文汇报》副总编辑的岗位。爽朗的笑声虽已不复当年，但在《文汇报》重获新生，拨乱反正，蓬勃向上的日子里，唐海锐气不减当年，该说的说，该做的做，坚持改革，实事求是，决不含糊。

　　唐海，在抗日的烽火中选择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承载起沉重的社会责任；1946年起参加了《文汇报》的战斗行列。他最后肩负起的是《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第二主任的担子，为《文汇报》的曲折历程留下了珍贵的篇章。

　　唐海走了，曾经在上海新闻界叱咤风云的唐海走了。谈起唐海的离去时，《文汇报》的著名老记者钟锡知深为痛惜地说：“《文汇报》又失去了一根承接解放前后两个时代的纽带。”

　　但是，唐海是不会消失的，他将深深地、久久地留在我们《文汇报》。“唐朝的海，久远得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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