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后为何传言多(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26日14:26 扬子晚报

余小平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月18日10时30分左右，安徽省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从办公楼跳下，自杀身亡。自2003年8月江西上饶市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以后，被媒体报道的自杀的官员有四川雅安原公安局长、湖南省衡东县教育局长等。而2005年以来，先后又有河南省新郑市市长、甘肃泾川县县长自杀事件被报道。

　　“官员自杀”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认为，“官员自杀”引起广泛关注，是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和政府本身的公共性。

　　A统计局长自杀的民间说法

　　2月18日10时30分左右，安徽省蚌埠市政府行政综合楼内和往常一样，紧张而又忙碌着。突然，正在办公的公务员们听到一声巨响，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出办公室，往综合楼的天井里探望。一人躺在了天井里，经查实，死者系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2005年2月20日，也就是刘敏自杀的两天之后，蚌埠市公安局公布了调查结果：刘敏坠楼身亡的原因系“精神焦虑症”。蚌埠市公安局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刘敏周围一些同事和亲友的证实。安徽一家媒体驻蚌埠的记者告诉记者，在2005年初当地电视台的一个宣传节目中，“刘局长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精神，讲话完全照本宣科。”

　　刘敏坠楼身亡之后，关于刘敏为什么会得“精神焦虑症”，民间形成了多种说法。流传最多的说法是“腐败说”——刘敏可能涉嫌腐败，当地纪委对他已介入调查，造成他精神上的抑郁不振。但这种说法很快遭到反驳。蚌埠市委宣传部新闻办副主任祁学信表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蚌埠市纪委则拒绝接受采访。

　　“老实做人宽厚处世英名永存，勤恳敬业忠于职守风范长驻”，这是刘敏追悼会的挽联，而讣告对刘敏的评价是：“刘敏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工作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廉洁，团结同志，为我市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官方对刘敏的盖棺论定也否定了“腐败说”。

　　一位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的人士也不认为刘敏有腐败问题，他告诉记者：“刘敏任统计局局长之前是物价局副局长，有一定实权，但却是副职；而统计局是公认的清水衙门，两个职位都不是肥差，腐败的可能性不大。”

　　另外一种说法则把刘敏的精神焦虑症与其在统计局的工作联系起来。就在刘敏自杀身亡前夕，蚌埠市的经济数据创造了奇迹。

　　据蚌埠市提供的公开资料，2003年，蚌埠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4%%。而在蚌埠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了“3461”计划，该计划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03年至200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左右，到2007年突破300亿元”。6.4%%的增长数字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而2005年1月，蚌埠公布的蚌埠市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飙升到了16.5%%,预计达到260.99亿元。另外，该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4年增长了32.5%%，是全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为35%%，而全国的第一产业发展速度近年来一直在5%%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敏自杀之前，蚌埠民间就流传着“统计局长难当”的说法。刘敏的前任任期也不长。

　　对于把刘敏自杀与当地经济数据激增联系起来，蚌埠市委宣传部新闻办副主任祁学信也以“无稽之谈”给予回应。

　　B关于“腐败”的集体无意识

　　刘敏的焦虑症，究竟是因为腐败还是因为虚高的数字，或是其他原因，都无法得到证实。

　　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几个人中，他们对官员自杀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认为与腐败有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张涛甫是安徽人，对于统计局长由于“数字虚高”而引起焦虑从而自杀的说法，他表示不太可信——在官场浸淫了这么多年的人，一般情况下应该可以承受这种压力。他从而判断，自杀可能因为腐败。

　　在上海市司法局新闻办工作的冯铉，也与张涛甫持近似观点。

　　近年来，官员自杀事件被频频报道。香港《文汇报》曾引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提供的一个数据是：2003年上半年，中国有1252名党员干部自杀。

　　官员自杀，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涉及腐败——已经被审查或自知难逃被审查的命运。比如余小平，江西省纪委的结论是：“身为党员领导干部，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最终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作所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也有官员的死最后被定论为因病自杀。比如，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海自杀，结论是“因为病痛折磨，对战胜疾病、搞好工作缺乏信心，心理素质脆弱”。

　　但是不管官方结论如何，舆论总是难免把官员自杀与腐败相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邵道生就公开对媒体表示：“我的看法，对位高权重的官员自杀，不能混同于普通人的自杀，恐怕他们的自杀与整个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有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他认为，知情权是信息社会中人们最基本的渴求，官员的死之所以遭到集体无意识怀疑，很大程度上是笼罩在“官员之死”中的神秘色彩被人为地模糊化所致。

　　在江西上饶原市委书记余小平自杀事件发生一年之后，“自杀报告”才姗姗来迟，官方对四川雅安市公安局原局长李海自杀原因的解释也被质疑：一个干了20余年的老公安，经历过的风风雨雨不可能少，为什么到了新地方才一个月就“心理素质脆弱”。

　　“对官员之死的怀疑，如果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宣传模式中的惯性所至。”丁淦林说，中国传统的宣传模式中，轻言自杀是被人唾弃的。现在，在“腐败”一词为大多数人熟知的今天，媒体以及公众把这个词加载在他们得不到充分信息的“官员自杀”事件上，不可避免。

　　C“官员之死”与“普通人之死”

　　在全国反腐败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官员自杀引起的“兴趣点”往往也集中在这些官员的行政级别，以及这些官员之死背后的腐败故事。

　　公众鲜有以人本的心态、以对待普通人的态度来理解官员之死。2003年，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很多媒体从临床心理学方面解释了原因。反观对内地官员自杀的报道，不能不引人深思。

　　同样是官员自杀，为什么关注点不一样？公众的反应也不一样？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专业教师谢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原因。他说，当前不少官员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意识蜕变，官德坍塌。公众对官员自杀的疑问，集中反映了对官员的道德形象的疑问。而香港公务员自杀没有引起公众的疑虑，相反从心理学方面得到了纯人本化的解释，一方面说明了香港公务员在市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令人满意，另一方面说明官员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理解。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焦虑症的病历至少并不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可面对官员之死，公众却众口一词说“腐败”，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谢岳说，只有等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充分正视，官员的自杀才会被作为一个平常的事件。朱国栋　黄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