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的缺点没必要铭记终生

　　在我国某特区的一家电视台上，有一个叫《冷暖人生》的访谈节目，经常在内地访问一些各个层面的人士，很有吸引力。但2月23日播出的主持人鲁豫对任毅的访谈，看完后却使我觉得有几句话，非得跟任毅以及与任毅有类似的对农民不厚道、甚至很刻薄意识的人说一说。

　　任毅何许人也？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至今工作生活在南京的返城知青。当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知道这么个人物的。但此人在60年代曾创作过一首叫《知青之歌》的歌曲，“连莫斯科广播电台都播了”。为此，据他本人称，“当时全国的知青没有不知道他的”。他也因此坐了八九年的冤狱。当然，这都是无关本文主旨的闲话。

　　此时，大腹便便、很有学者风度的任毅先生，一副曾经沧海的样子，一脸严肃、深沉地面对众多现场观众，从容不迫地接受提问和回忆往事。鲁豫问：“农民对你们（指知青）好不好？”“有时候他们（指农民）来明的，有时候他们来暗的。”什么是明的呢？任先生说，一个例子是，他们刚下乡时知青们都不会烧饭，开水锅烧滚后一群人束手无策，这时有农民给他们出主意：拿石头压住。他们竟信以为真，真的拿石头将锅盖压住了。结果可想而知，引得农民哄堂大笑。再一个例子是，当时知青们没见过狗交配，看到两只狗连在一块很吃惊，就向农民请教，农民说拿扁担挑开就行了；有个女知青真的去挑，结果又引得农民哄堂大笑，让这个女知青羞的不得了。什么是暗的呢？任先生说，那时国家给他们每个知青补助7块钱，能买三十斤大米，还有粮票。于是村里的农民经常来借，但借后却总是不还。

　　这个任先生高明就高明在，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农民对他们知青不好，但却用很具体的事例表达他的感觉：农民要么明里对他们使坏，要么暗里对他们使坏。总之，农民对他们不好，农民很坏。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看似无意却叵测。

　　在此，我先倒着说说任先生所提及的、农民所办的这三件“明里暗里”的坏事。借东西不还，不是农民的专利。这样的人，没有城乡之分，甚至没有国界之分。以生活常识推论，有的人是想占小便宜，有的人确实是忘了。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在那种贫寒、饥饿的年代里，贫穷农户找一个每月拥有30斤大米的知青借要些许，并非一件多么恶劣和值得谴责的事情，我是能够理解的。第二件事是关于狗交配事件。二八月份，这类事情在乡村的大街小巷，实在是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农民以及所有的农村人，压根就没有把这当成一件多么羞于启齿、多么绝对隐私的事。让女知青把它们挑开就行了，应该是属于将知青视为“同一条战壕”里的农友所开的一个尽管档次不高、尽管不是纯粹善意的，但也绝无过多恶意的玩笑罢了。

　　至于往开水锅盖上压石头之举，那就更怨不得农民了。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在农民看来，城里来的娇少爷、娇小姐们，咋着也是十五六、十七八的大孩子了，还能真得不知如何对付锅开？不幸的是，任毅们这群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还真是确实不懂。这就怨不得农民了。怨谁？怨他们自己；怨他们什么？怨他们自己笨，笨得可笑！

　　而让我最不理解的，还不是任先生的“无悔青春”以及他提起的这些鸡毛告蒜皮、鸡零狗碎的“悠悠往事”，而是他对农民的“不好”这种铭心刻骨的印象。从访谈中得知，任先生自己也曾伪装积极，也曾在喝醉酒后偷过不少毛主席像，并在当地引发了一场政治事件。但是，已经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农民、当地的农友，恐怕早已将他的这些“劣迹”忘到九霄云外了。既是缘于忙于生计，更是缘于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宽厚、朴实品质。我想，他们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任毅先生竟将他们当年的缺点很认真的铭记了三十多年，并得出了农民对他们“不好”的结论。

　　客观地看，由于与民争地等原因，当年有一些地方的知青和农民相处的不好也许事实。但这笔账应该记在国家宏观决策的一些失误上，怨不得农民的。农民也确实是有很多不足和缺点，比如说话粗鲁，行为不雅，不讲卫生，有的人还爱占小便宜，等等。这里面确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国情”的原因。比如城乡“二元”结构，收入剪刀差，教育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严重失衡，数十年一以贯之取多予少。因此，我们今天才将农民称之为弱势群体，视为需要扶持、帮助、救济的对象。虽然我对任毅今天的身份不得而知，但做为曾创作过“著名流行歌曲”的他，起码在今天应该是知识分子队伍里的一员。做为知识分子，应该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兄弟有个比较全面、深刻、清醒的认识，并应常常秉持一颗怜悯之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场合，多为他们的命运、处境的改变而呼吁。这对处于相对主流的地位，生活比较富足、宽松的人而言，既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更是一种品格与美德。反之，如果对农民三十多年前的不足、缺点或过失还铭记在心、念念不忘，就不仅仅是为人不厚道了，似乎还有些近于残忍。(稿源：红网)(作者：孙振军)(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