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在送“瘟神”的人 (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27日17:43 新民晚报

——记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研究员左家铮

　　特约撰稿相如

　　他是一位谦虚的学者、执着的科学家和农民的贴心人。他7次因为工作得了血吸虫病，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在叙述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真实往事时，对自己的付出只是轻描淡写，而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充满着希望。

　　当左家铮被提名为“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候选人的时候，谦逊低调的他，感到十分意外，他说没想到自己这个普通的血吸虫病防治科研工作者，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受到这样的重视。

　　尽管最终没有当选，可如今他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生活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生活会因此发生改变吗？

　　平常心面对提名

　　因为重感冒，左家铮讲话时总被阵阵咳嗽打断，不过这没有影响他说话的语速，回答问题的时候仍是想也不想，脱口而出，一副爽朗的样子。刚刚结束一个洞庭湖血防工作大项目的论证，文章也写出来了，而新的课题还没开始，这正是他忙里偷闲的一段时间，却偏偏患上了严重的感冒，只有卧床休息了。

　　左家铮20岁时开始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到如今，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做了整整50年。在工作中，他先后7次被感染。现在，他70岁了，还是没想过要停下来。

　　刚刚知道被提名为“感动中国”候选人的时候，他便表示：“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做了些普通的事情，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在做，现在把我一下子提这么高，不合适吧？”他现在的心情很平静，用他的话说：“这类事情不会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就算是被选上了，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还是过我的日子，做我的工作，有一颗平常心。”

　　“我已经70岁了，很多东西，以前不在乎，现在就更不在乎了。”他说，当投票工作在全国展开，媒体不断对他进行报道时，他正在参加洞庭湖血防工作一个大项目的论证，他利用自己第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农业、水利方面的专家沟通配合，解决了不少跨领域的难题。这才是他所关心的。

　　50年了还特别难受

　　50年过去了，很快，很忙，很平常，也很有意义。

　　左家铮是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研究员。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在城市里长大。1954年，他从湖南医科大学的前身湘雅卫校毕业后，被分配进了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从此，他一干就是50年。那个年代，职业不用自己选择，年轻人一心想的，就是祖国让到哪里就到哪里。尽管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可一旦做了这份工作，也许是被那些病人所震动，也许是和受疾病折磨的农民投缘，他真的觉得离不开了。

　　他这样描述：相信一般人见到血吸虫晚期病人，只要看一眼，就再也不能忘记。病人四肢干枯，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但肚子却鼓得很大，腹部的血管清晰可见。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呕血，甚至死亡。而人的皮肤一旦接触有血吸虫的水域，10秒钟之内就可能被感染。

　　那些被感染的病人，大多是必须接触水的农民，他们缺少防御知识，“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最需要帮助，”左家铮动情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和农民接触，就觉得对他们特别有感情，他们太朴实了，太真诚了，看到他们被折磨成那样，我就特别难受，看了50年了都没习惯，还是特别难受。”

　　在50年的血防工作中，左家铮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1964年的一次疫情爆发。当时某地区因为农民打湖草施肥，爆发了急性血吸虫病，800多人被感染，省医疗队赶到的时候，一线劳动力几乎都倒下了，早稻没人收，晚稻没人插，公社的礼堂和学校里，全都躺着发烧的病人，当时的场景特别触目惊心。左家铮和医疗队的同事积极救治，可一下子没有特别行之有效的办法，公社书记急得跳起来了，对左家铮说：“省里这么多专家，就给不出个方子，都干吗去了，是不是都吃饭去了？”

　　直到现在，提起这个事情，他还能感受到内心的震撼，他知道公社书记也是着急和无奈，可他的确给不出方子，左家铮说：“听到这句话时的感受，我现在还记得，很震撼，也很难过，可我真的给不出方子，到现在还是给不出。就连他们去打湖草也没办法阻止，没有湖草，粮食产量就上不去，他们只看重这个，当时知识分子正接受工农再教育，说话是没有分量的。”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曾经豪言壮语，不消灭血吸虫誓不罢休，现在过去了半个世纪，左家铮坦言自己“没有彻底搞赢它”，并且“我的下一代也消灭不了它。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你跟自然界灾害作斗争，那不是闹着玩的。”

　　工作中7次被感染

　　在工作中，他曾经先后7次感染血吸虫病，其中3次，是在明知道有可能被感染的情况下下水的，1989年，左家铮第7次感染血吸虫病，就是这样又一次明知故犯。

　　当时，为了调查洞庭湖区春季引水灌溉农田对血吸虫病流行的影响，54岁的左家铮来到安县做定量调查，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在闸口安装套网，然后把闸口打开，让水流过套网，套网会把钉螺拦住；他们每两个小时起一次网，计算平均每小时有多少钉螺经过以及其他数据，从而推断它的危害性。有一次，因为没系好，开闸后套网被水冲掉了，如果不去把网固定好，这一天的实验就报废了，左家铮和4个同事一起跳入水中，上来后，他们全部被感染了。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很多干部都会这样做，这是责任心的问题。因为工作感染可以马上去治，不怕它治不好。”他说的时候有些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血吸虫病带来的危害，却绝非他所形容的这么简单。1957年，左家铮第一次感染时，发烧一个多月，由于当时用于治疗的药物副作用很大，剂量稍有差错，就会有生命危险。那时候，他刚刚参加工作3年，只有23岁。

　　说起是否害怕，左老先生直摇头：“不害怕，怎么会害怕呢，我自己就是治这个病的，这个病就是怕拖到后来，伤了肝就没办法了，再说我们当时在基层和老百姓同吃同住，随时都可能感染，经常查查大便，感染了就立刻吃药打针就是了。”

　　接下来的1958年和1959年，左家铮连续感染过3次。那时候，医疗队到一个新的围垦区搞防治工作，左家铮也参加了，当时的码头就是自然的斜坡，小筏子划过去，浅滩不能到岸，人必须跳到水里去抓，就因为一定要下水，那批医疗队的同志统统感染了。说到不断感染，左家铮总要强调这是一件平常事，“老百姓可以感染，你为什么不能感染？如果你不知道感染的途径、方式，光空想怎么预防是不行的。”

　　在长期第一线的实践中，左家铮认识到防治血吸虫病的关键在于控制传染源。1978年，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血吸虫病传播的媒介钉螺的身上。洞庭湖上有不少湖洲，就是涨水的时候淹了、退水的时候就露出来的一块地，这上面长了很多的钉螺，研究湖洲上面钉螺的变化规律，一年怎么样生长繁殖，怎么样新老交替，左家铮在1978年到1983年5年间完成了对洞庭湖湖洲的“螺口动力学”研究，这是我国第一次对钉螺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控制钉螺数量，研究血吸虫病传播途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对家里我做得太少

　　提到工作，左家铮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没有偷懒，但提到家庭，左家铮的神情却有些黯淡：“我做得太少。”特别是孩子高考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他觉得自己责任很大，用于教育的时间和精力都太少，“尽管孩子不怪我，觉得是自己的原因，可这责任我逃不掉的，说愧疚也是没用的。”

　　左家铮的孩子和他们住在一起，房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单位分给他的，老式的工房，结构很不合理，因为没办法改造，他们也就没怎么再去装修。左家铮的妻子和孩子对这些都没意见，他们只是希望他能多点时间呆在家里。毕竟家的温馨不在于房子，在于家人，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左家铮连这一点也没办法做到，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恐怕真比不上和农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

　　不过一提到他的妻子，左家铮的声音马上就抬高了，也显得有些激动：“没有她绝对没有今天的我！我也不可能在工作上做这么多事情。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全是她照顾，从没听她抱怨过。你要让我讲具体的事情我讲不出，她辛苦的时候我都不在家。她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不依靠谁，感觉生活上没有她解决不了的事情，现在很多女同志身上都找不到这个优点了。”这样的评价，究竟要为之付出多少，也许只有左家铮的妻子才真正知道。

　　为后继乏人心忧

　　毛泽东主席诗作《送瘟神》发表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血吸虫病正在慢慢消失，可左家铮知道，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人流和物流增加了，人员流动，就有可能把湖区的血吸虫病带到没有病的地方，血吸虫病又有蔓延的趋势，党和国家也又一次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为了控制疫情扩散和阻止疫情大面积爆发，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做了批示，副总理吴仪亲自挂帅，指挥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可这样的好时候，血防工作的队伍却是后继乏人”。左家铮又有了新的担忧。不少年轻人跟着他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坚持不下去了，有人说“太累了”，有人说“干这个事我搞不了，你搞了几十年不就这样？”面对这部分年轻人的选择，左家铮不想多说什么，不过他相信如果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和农民亲密接触了，会有人舍不得离开的，那些被救治的农民心存感激，而且迫切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他自己带出的那么多学生现在都在血防工作的第一线，就是很好的例子。

　　不管别人怎样，左家铮是打算做一辈子了，5年前退休的时候，他接受了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的继续聘用。“我从没想到离开这个工作，也没想到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我没有偷懒，并且我一生都在追求，只要我身体可以，让我去我马上就走，哪怕在现场死了也可以。”左家铮说。

　　左家铮：“瘟神，哪里逃！看剑！”（设计独白）制图：董春洁

　　可怜的晚期血吸虫病患者

　　左家铮退休后仍在钻研业务图片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