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察

　　黄楚慧

　　在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加大预防腐败力度的要求。我国对行贿和受贿都规定了严厉的处罚，但由于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往往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关系和信任关系，通常互相隐瞒包庇，反腐的侦查难度很大。单纯加大打击力度，也不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能让行贿者和受贿者互相揭发，反腐工作就容易出现新局面。

　　让我们先来看经济学里的“囚徒困境”：

　　A和B合伙抢银行被抓获，他们被关进分隔的牢房。检察官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他们会因非法携带枪支罪名各判1年；如果其中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坦白者将作为证人不被起诉，另一人会被重判10年；如果两人都招供，则都会以抢劫罪名各判5年。结果，两个人都招了。

　　“囚徒困境”的道理是：A和B都是理性的，希望减少自己刑期，而不在乎对方被判多少年。由于双方不能串谋，A会这样推理：“假如B不招，我只要一招就可获得自由，而不招要坐牢1年，显然招比不招好；假如B招了，我若不招，则要坐牢10年，招了只坐5年，还是以招认为好。无论B招与不招，招都是最佳选择。”同理，B也会如此推理。

　　我们知道，贿赂罪有两大特点，一是犯罪隐秘，往往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除了彼此揭发，其他人很难发现；二是行贿受贿结合在一起，如果A犯受贿罪，必然有一个B犯行贿罪。在两者都要受到处罚的情况下，隐瞒则两利，事发则两弊，A和B必然要互相隐瞒而不是彼此揭发。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曾经提出，如果修改立法，规定“行贿人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那么，行贿人一旦被侦查就会想：如果不坦白，一旦被查实就要坐牢；如果主动交代，则马上没事。为自己考虑，最好的选择是告发受贿人。而考虑到行贿人很容易坦白，受贿人则惧怕被告发而不敢受贿。

　　近日一则新闻可以让行贿受贿者的“囚徒困境”再往前推导：韩国监察院院长田允喆曾拒收15亿韩元的贿赂，但因未向相关部门报告或举报行贿人而面临行政处罚。如果说“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可以威慑受贿的话，“拒贿不报要处罚”则可以把人吓得连行贿都不敢：人家不但不敢收，还要把我举报出去，果真如此，人家没事，我却是行贿未遂！

　　笔者大胆设想，如果在《刑法》中加上两款，“主动交代行贿不以犯罪论处（此时要严罚受贿者）”，“拒贿不报仍要处罚（举报行贿后，要严罚行贿者）”，相信“囚徒困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贿赂的发生。（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