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人民教师

　　2003年12月23日深夜，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一个漆黑恐怖的深夜，一个让重庆市开县高桥人民失去243位亲人的深夜！

　　当我们学校的校长邓廷祥得知“井喷”事故的消息时，惊出一身冷汗。我们学校离井喷现场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学校有1020名住校学生正在熟睡。毒气和死神正向学生们逼近！必须尽快把学生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去。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邓校长那振聋发聩的声音：“老师在，学生在；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和学生在一起，绝不能让一个学生出事！”住在学校的老师们飞快地组织学生、清点人数，稳定学生情绪。

　　当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走！快走！赶快走！让学生离出事的井口越远越好！短短的20分钟，我们就将学生集中起来，整理队形，清点人数，讲明险情，开始了逆风的徒步转移。

　　我的父亲患有脑溢血，行动不便，弟弟妹妹都在外地，家里就靠我照顾。最初的忙乱过去后，我立即给家里打电话，但无人接听。我父母家离井喷现场比学校还近，我焦急万分，但围在我身边的学生容不得我多想，更不能显出慌乱，我只好把沉重的担忧压在心底，带着学生们开始转移。转移的第二天，我给在成都的弟弟打电话，他问我爸妈在哪里，我沉默半天无言以对，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不知道。”弟弟作为军人，理解危难中老师对学生的重要，只说了一句：“你是怎么搞的？”直到第三天，才有人告诉我，是邻居们把我父亲抱上农用车逃出来的。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们用摩托车的灯光照明，把学生分成两路纵队，肩并肩、手拉手，学校领导有的在前面探路，有的在后面压阵，班主任跟班，任课教师随班。庞大的队伍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往前走。为防止人流挤散，车辆撞伤学生，我们来回不停地招呼学生靠右边的崖壁走，我们挡在学生的左边，用老师的身体组成一道人链，护卫着学生。还不时向汹涌的人流大声呼喊，希望他们避让我们的学生队伍。突然，队伍中出现了慌乱，邓校长立即大声吼道：“同学们，大家不要怕，我走在最后，要死，我校长死在最前头！”

　　24日凌晨，历尽艰险，1000多人的队伍，到达四五公里外的齐力小学。由于沿途不断有家长把学生接走，再次清点人数时，发现初二（2）班少了一位同学。老师们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因为毒气的浓度在增加，留在学校或者掉队都是非常危险的！黎鹏、熊兵、向江湖三位老师立即跨上摩托车，沿着转移路线往回走，沿途找人。此时此刻，老师们心里都很清楚，就为了这一个学生，他们都可能一去不复返。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沿着来路搜寻，终于在一间寝室里找到了这个学生。

　　毒气不断扩散，危险步步紧逼。按照县教委的安排，我们又继续转移，教务主任黎鹏老师骑着摩托车指挥队伍前行。我班的张小艳肚子痛得不能走路。黎主任知道后，就让她坐上了摩托车。黎主任6岁的女儿对他说：“爸爸，我也要坐！”但黎主任像没有听见似的，叫妻子带着女儿和岳母继续跟着队伍走。

　　路，越来越难走，夜色越来越浓黑，天气越来越寒冷，我们也越走越累，摔跤的次数越来越多，脚磨破了，手擦伤了，我们仍然牵着学生走，背着学生爬。经过20多公里山路的摸黑滚爬，我们终于转移到了海拔1500米的白岩村校。

　　在这里，我们虽然暂时逃离了毒魔的威胁，可严寒与饥饿又随之而来。寒冷、疲乏、惊恐交加下的饥饿，比平时更加难熬。我儿子就在我带的班里。看见我手里的饼干，他的情绪突然一振，疲惫的眼神一亮。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在用眼神告诉我：“妈，我好饿啊！”但我担心领到的食物不够分，就把儿子排在了最后。说来也巧，快要轮到他的时候，我手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儿子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心里一阵酸楚。我把他拉到一边，轻声对他说：“儿子，妈妈对不起你，饼干不够。妈妈是老师，你还有妈妈在身边，其他同学连爸爸妈妈是生是死都还不知道。他们更需要妈妈的照顾啊！”儿子虽然懂事地点点头，但眼泪却大颗大颗地夺眶而出。

　　24日上午11点，警戒线已划到我们暂时栖身的白岩村校。我们又再次向离井喷地点更远的天和小学转移。县教委在这里设立了前沿指挥部。

　　就这样，走了又走，转移了又转移，历时七天八夜的我们，终于在12月31日上午顺利返校复课。我们带出的1020个学生，一个没病，一个没伤，一个没丢！

　　《人民日报》 (2005年03月01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