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写作”与新文化现象

　　前几年，在中国的文坛上谈论得比较多的文学新现象还是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现在市场经济又不断推出新的文学现象，这就是80后写作。它指八十年代出生作家。他们当中有的二三年前就以所谓少年写作而流行。有的为了文学写作，几门最基本的课程都不及格，以至连中学也没读完。但是他们让书商看中了。媒体同书商合谋，大肆“炒作”。以至于被无数青少年奉为偶像。这些作者对于中国的文坛、教育界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冲击力和挑战性。他们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很少得到评论界比较严肃的专家的肯定和赞扬。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学“成就”不能从传统意义上去评价。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懂文学或完全没有文学价值，而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学群体、文学现象。他们中有的人虽然被书商和媒体追捧成神童，但是并不能用“优秀”或“艺术性”这样的名词和形容词，而是要用“走红”这样的描述。他们的图书，虽然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但是其中有许多的确构成了泡沫文化。

　　在80后写作现象产生的背景中，我们看到，由于社会和文化氛围的极其宽松，使得小作者和书商乃至媒体都无所顾忌。这是一种大家都不太认真对待的狂欢气象。而且他们已经具备更加丰富的文学营养资源。当然，他们还拥有一个他们的父辈所不曾拥有的媒介、工具和世界，这就是网络。自由和网络，这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作品，有一些是写年轻的边缘人的人生历程，有的还是成长的烦恼的叙事，叛逆逃逸的曲折，爱情的随意和执著。不能否认许多作品中的语言是发自真诚的挚情，甚至是露骨的率真。虽然难免有些刻意和故作姿态，但是，从中的确可以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

　　“80后写作”是有“市场”的。这个市场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者以及七十年代出生的作者的作品的接受市面似乎要大得多，我们看到了许多小作者遭遇盗版这一可笑可恨而又可喜可贺的事实，这本身就是值得探究的。市场体现了需求，而需求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了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和评论“80后”的西方中心意识形态的夸张和标签，也看到了以20岁以下和20岁左右的庞大的读者群给“80后”带来的远不止是版税的阿拉伯数字。我们需要研究“80后”产生、拉动和催生的市场，包括文化市场、需求市场和意义市场。

　　“80后”的主体，他们在小说里，最大的张扬和需求是什么？可能还是“自由”而不是“物欲”。

　　80后的“自由”需求的产生是有自由环境作为土壤、温床和默许的前提的。但是，主流批评家目前关心较多的还是纯文学意义上的那部分作品。视点依然是在这个位置。追究起来，批评家最大的失职和缺席可能是对于“80后写作”中的丰富的思想素材、裸露的情感状态和欲望诉求以及种种值得深入探究的心理基因采取一种难以原谅的视而不见的态度。批评家最终引起重视的时候，我以为固然是因为它的销量大到居然因为盗版而受到影响，同时也是因为“80后写作”本身迅速发生了某些变化。包括郭敬明、韩寒、春树、张悦然、李傻傻、胡坚、蒋峰、张佳玮、小饭等代表性作者的快速形成，以及不同类型的作者面目和作品风貌的出现。从总体上说，它的文学性在不断增加。

　　翻阅一下当年韩寒初涉文坛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最早出场实际上是以文学神童的面目亮相于书市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表面上是正在进入文坛，而实际上是迂回绕开了文坛。通过这样一个策略，他最终带着作家的光环进入了文坛。但是这其实似乎不那么重要，因为对于韩寒的面世，最要紧的是它给书商带来了什么。这样说没有贬低小作家的意思，只是试图揭示小作家背后的经济力量，而且恰恰是这股力量给市场带来了文化的光环，给作者个人带来了文学的桂冠。这股力量甚至已经利用了“批评家”的身份、头衔和命名的权威。这样看来，“80后写作”的策划和策划者比六十年代出生以及特别是七十年代出生作者的策划和策划者要高明得多，也成功得多。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的文化产业成熟的速度。

　　回顾起来，我们发现文坛居然也有包括既有的作家、批评家等在内的“文坛”不起作用的时候，而且居然在这样的时候也能产生文化气候和文学涛声，而这样的文学涛声似乎恰恰最能凸现时代的潮汐。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文坛出现了新的现象和特点，文学文化的运动有了新的规律，这就是经济和产业的力量，合谋以文化传媒，就能兴风作浪，就能生成文学现象。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透视出：新的文化思潮已经在流动演绎中对我们的文学运动和社会生活发生实际作用。从“80后写作”的内部形态来看，中国文学正在出现一股新的感觉化思潮。年轻的作者在向同龄人提供大量当下的现实的意象，以感性表象压倒理性本质，以个性个人压倒普遍原则和集体思维，以感官直接性和欲望裸露化压倒抽象化概念和传统生活方式。文学在这里主要是以“年轻的”意象来反映或表现现实，所体现的主观能力主要是“80人”的感性与想象。

　　“80后写作”很多情况下把文学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性质同欲望化存在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自由紧密联系起来，但是让这种接近存在主义的写作和思想感受产生明显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也是“80后写作”带给我们的新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马相武）（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