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耳日访谈:服药易耳聋可筛查(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01日10:11 人民网

　　2月28日，中华医学会耳鼻喉科学会主任委员杨伟炎教授和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梁涛先生做客人民网健康论坛，就耳聋患者医学和社会求助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回答网友提问。

　　访谈实录：

　　梁涛：各位网友大家好，在第6个全国爱耳日前夕，受人民网的邀请，我和解放军总院耳鼻咽喉研究所杨伟炎教授有机会和各位网友交流，非常高兴。大家如果有耳聋的防治以及一些知识性问题，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我们愿意为大家解答。

　　杨伟炎:六年前，我们国家确立了一个爱耳日，这表明，我们对耳功能的重视，我们古老的话也说，耳听八方，而且我们中国古老的聪明的“聪”字就是以耳为旁构造的，可见我们的祖先对耳朵是非常重视的。作为一个耳鼻咽喉科的老医生，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网友在一起谈论有关耳病防治的问题，使爱耳日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实在。请大家积极参与。

　　儿童耳聋：新生儿筛查和药物易感基因筛查先行

　　杨伟炎:现在中国的儿童都是“小皇帝”，家家都非常重视。所以，要养一个高质量的小孩，优生、优育，是全国都重视的问题，这关系到全国的前程，所以大家都非常关心，要出生一个听力正常的儿童，并且在他正常的过程中保护他的耳朵，让他真正做到耳聪目明，到达了成为有用的人才，这是大家都关注的。谈到儿童，可能要从新生儿开始说。在国内还没有很好的统计数字，但是国外有这样的统计数字，大概不同地区每出生一个新生儿，里面会有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三是有听力障碍的，如果新生儿的听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以后长大了就会有听力障碍，学话困难，重的可能会成为聋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国家是13亿人口的大国，现在统计，全国人口中大概有2700万左右重度耳聋患者，其中有将近800万人是听力言语障碍，有的人接近聋哑，或者就是聋哑人。这对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已经开始了一项非常庞大的计划，由卫生部发起，对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每出生一个小孩，三天之内要给他查第一次听力，现在在有条件的地方都已经开始这项工作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作为地方政府的规定来执行。在北京市，卫生局已经确定有关政策，凡事在医院、妇产院生产的孩子，必须这样做。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就要及时进入诊断程序。如果经过诊断程序确定这个孩子有听力障碍，在6个月以内就要给予帮助，包括治疗、佩戴助听器等等。这样对于提高人口质量，避免聋哑人的出现，是很有好处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当然，筛查是查出生时和出生前没有没有障碍，通过筛查的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需要很多关爱，家长们对这些“小皇帝”当然是关爱倍加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伤风感冒是免不了的，发烧，或者得点小病，这是常有的现象。家长当然是关爱倍加了，但是有一条要提醒家长们注意，在选用消炎、退烧药的时候，要注意有没有耳毒性的药物，像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等等，这些我们所有的氨基糖甙类药物都是明确耳毒性的，有些人用量并不大，只用个正常量，甚至比正常量更小，就可能致聋。

　　首先，在家族中有过这种病史的人都要特别注意。第二，我们已经发现这是有敏感基因的，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筛查工作。在解放军总医院有个聋病相关基因诊断中心，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对于那些常用量就能致聋的人，一般在接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会问病人，家系中有没有用药致聋的历史。医生在给病人用耳聋致毒素的时候都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家里的人没有用过这类药，或者用过而不知道，不能提供相关病史的，医生就比较困难。所以现在要开展晒查的方法。

　　我们在新生儿筛查的同时，对敏感基因进行了筛查，取点耳血就可以了，这样来确定这个孩子是否携带有氨基糖苷类致聋基因。这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技术了。应该说，最近几年是趋于好转的情况。我们国家药物致聋最严重的阶段是文革以后赤脚医生的阶段，那时候庆大霉素刚出来，在使用上非常方便，它是液体，不用拿药水去化，也不用作过敏实验，比使用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都方便，所以庆大霉素使用比较多。

　　中国听力发展基金会：感谢为先

　　梁涛：刚才杨教授谈了耳聋的问题，尤其是儿童耳聋，现在国家、政府对耳聋防治的问题也比较重视，提到议事日程了。在94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万裕集团的支持下，就发起了中国听力发展基金会。卫生部批、人民银行批、到民政部登记注册，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很专业的听力学基金会。

　　当然，中国聋哑人这么多，0—7岁的儿童近100万，数量比较大，而且每年以3万的速度在递增，问题比较严重。在发达国家，现在是十聋九不哑，而我们国家十聋九哑的局面还没有很大改变。我认为，治疗还是医生的事情，但是康复训练是基金会在做的事情，但是目前工作的局面比较乱，因此，尽快改变我国十聋九哑的局面，是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梁涛：基金会是95年11月25日人民银行批准的，12月6日民政部注册，在基金会筹办过程中，得到了已故著名听力耳科专家姜泗长院士、陈玉琰教授和王直中教授等老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基金会的工作非常关心，现在杨伟炎教授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基金会成立以后，95年年底，经卫生部批准，我们发起“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活动，先后深入沂蒙山、太行山、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听力现状调查，发现18.85％的学龄前儿童有中耳功能异常，主要的原因是上呼吸道感染，像扁桃体炎、鼻窦炎、增殖体肥大等原因造成的。对在校的聋哑学校的学生进行的听力现状调查发现，80％左右的小孩有残余听力，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小孩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机。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是3岁半之前，如果年龄越大，效果就越差。

　　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佩戴助听器，早期进行听力语言训练，是聋儿康复的关键。

　　基金会成立以后，先后开展活动以来，深入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免费为群众义诊，积极宣传防聋、治聋科普宣传，免费为孩子进行听力检查，免费向贫困地区儿童赠送助听器，现在已经使许许多多的孩子回到了有声世界，也像正常的儿童一样进入幼儿园、小学、中学读书。基金会的行动，受到了党的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各大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东方时空、金土地等栏目多次报道我会活动。国内各大媒体和省市电视台多次报道，凤凰卫视《爱心大使》栏目以“天使的声音”为题进行了专门报道。通过我们的行动，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许多受基金会资助的聋儿家长，当第一次听到孩子喊出“爸爸、妈妈”时，激动得泪流满面，并动情地说“感谢党和政府给我娃儿一次机会”。

　　我们基金会成立以后，积极与香港有关慈善机构联络，争取支持，帮助贫困聋儿，像对苏北贫困地区和陕西铜川聋儿语训机构进行仪器设备资助等。

　　基金会的工作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其中许多香港友人、团体对我会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帮助，国内的一些企业也给予了支持，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也给予我们极大支持。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首胎聋儿，再生应该进行胎儿鉴别

　　主持人：请杨教授讲讲怎样预防儿童耳聋的发生。

　　杨伟炎:这要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先天性的，比如妊娠期的原因。要降低聋儿的出生率，可能要更早干预。现在计划生育，都是只生一个孩子，有的地区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有一个普遍现象，如果第一个孩子是有残疾的话，有的夫妇就有可能申请生第二胎，这是相当危险的。我们遇到这样的现象，一家生了一个聋哑孩子，再生一个还是聋哑，还生，第三个还是聋哑，这样一家出现了好几个聋儿，要避免这样的现象的出现，我想，应该采取现有的先进的医学手段进行监测，也就是说用分子生物学诊断的方式进行干预，对他提供帮助。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聋儿的分子诊断，在出生之前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首先要确定父母是否带有致聋的基因，如果有的话，我们有给父母双方一些建议，有的是真的不应该生，有些尽管带有基因，还是可以生，聋儿的出生有一定的机率，不是百分之百都是聋儿，我们就可以在妊娠对胎儿进行检查，判别胎儿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的，就可以生下来。如果胎儿肯定是聋的，就应该另外找机会了。像这种情况，我们用现在的医学手段是可以帮聋人选择健康的后代。这部分工作是逐渐可以做到的，这样就可以减轻家庭、社会的负担。

　　另外一部分是出生以后致病的，我们就要帮助他，如果筛查是正常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生。刚才讲到避免使用耳毒性抗生素，像庆大霉素、链霉素，它们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阿司匹林造成的损害是基本可逆的，对不可逆的耳毒性药物，有敏感基因的人绝对不要使用，其他的人应该慎用，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在您接诊的病人中有滥用的现象吗？

　　杨伟炎：有，主要是发烧。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滥用的不多，主要是管治发烧的医生，孩子发烧了，急于治好，所以就产生了滥用的现象。而耳鼻咽喉科有没有滥用的呢？也有，我们曾经过用庆大霉素给孩子滴耳朵的现象。这些药物，不单是注射的时候有耳毒性，直接滴到耳朵里的时候也是有毒性的。

　　用药的时候，一个是真正掌握适应症，病人真正需要这种药，才可以用。第二是确定病人有没有相关家族病史，在家族中有没有因抗生素致聋的患者，如果有的话，就一定不要用，而选用其他的药物，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药损伤以后，是很难恢复的，基本是不可逆的。

　　有的病人也问，药物致聋有没有恢复的可能。应该说，恢复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尽管在某些小报可以看到什么神经再生因子等等花样，但这都是美好的憧憬，现在还没有办法实现，没有一种药物可以使神经再生，恢复听力。

　　阿司匹林类药物一般用药后48小时可会恢复，但刚才说到的耳毒性药物致聋的，不仅不可以恢复，还可能会加深症状。

　　除了药物致聋以后，还有感染性因素的耳聋，比如腮腺炎、麻疹、流行性脑膜炎、疟疾等等，这些病菌都可以侵犯耳朵神经，有神经毒性作用，而且它们是亲神经性。

　　杨伟炎:第一，预防接种是要做的。我们国家都有预防接种的规矩，比如百日咳、卡介苗、脑炎液苗等等，我们国家都有儿童保健的相关规定，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必须注射什么样的预防疫苗。我想，家长应该让孩子按时完成防病免疫的要求，做好预防注射，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从抱着喂奶的时候开始，就要采取正常的姿势，不要让奶呛到耳朵里去引起中耳炎，这是平常要注意的，还要注意饱暖、适当锻炼，不要养出一个看着胖乎乎但体质很弱的娃娃。儿童除了听神经受损伤这些毛病以后，中耳炎也是非常多发的，现在最多见的是分泌性中耳炎，在儿童期非常多见。家长应该如何判断呢？在孩子不会告诉你之前，首先会经常用自己的手掏耳朵，再一个是夜里啼哭，不明原因，看着到处都好好的，但孩子夜里就是哭，这也是中耳炎的一个表现。还有，你发现孩子对声音的反应不那么灵了，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家长抱着孩子到耳鼻喉科去看看，发现有毛病及早处理。

　　基金会：桃李犹有言，下自恐无蹊

　　梁涛：我们基金会主要是接受国内外企业的赞助，以及运用基金会的资金进行资本运作所获得的收益，原来我们的章程是资助贫困地区进行听力调查，资助贫困地区付不起医药费的聋儿进行治疗，资助临床医学研究，资助听力学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另外也可以用于基金会的宣传。在初期我们的资助量比较小，对一些有可能恢复的小孩进行资助，因为人学习语言最佳时期是3岁半之前，过了6岁就比较困难，当时我们定了一个标准，资助6岁以内的有参与听力的小孩，接受资助前要填一个申请表，我们把他的基本情况、听力情况进行了解以后，当地的民政部门、残联要盖章，证明他是聋的。这些资助是面向全国的，但是有一些条件限制，我们的基金主要还是资助一些贫困地区。

　　但是，目前基金会的资金募集比较困难。基金会募集资金是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我们是公共基金会，接受境内外社团、商业组织的捐赠，有义务向社会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于服务公共利益这一神圣目标，但是募集工作比较困难，原因有多方面。因为基金会在我国建立时间较短，在宣传筹资方面不足，怎样运作效率更高，还需要进一步摸索。现在有不少的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的公共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但和其他国家相比还远远不够。比如，我们国家是有13亿人口的国家，平均一人捐1块钱就是13亿，潜力是很大的。但是如何对基金会进行宣传？我们自身宣传也还很不够，目前主要是向香港地区宣传。我国很大一部分人对基金会这种机构不甚了解，特别是听力学基金会，这种专业性较强的机构，公众对其更是缺乏了解，这是我们需要检讨的，尽管我们这些年做了很多宣传，但是还是不够的，有意识的宣传做得就更少一些。以至许多人对听力障碍在我国的患病率、发病率还不够了解，对我们做的工作还不够了解。

　　第三，大众的公众意识有待于提高，我们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一些人才脱贫，还有人正处于贫困中，许多人遇到大困难时才解囊相助，但平常的生活中不知道可以捐资于基金会，以便于集中帮助那些需要接受捐赠的人。普通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一个聋儿，对一个家庭来说，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突发性耳聋：2周延误是极限

　　主持人：请杨教授谈谈老年性耳聋的问题。

　　杨伟炎:应该说，有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统计数字，人的耳朵从出生到年纪大，听力有个演变过程，一般18岁—25岁阶段是高峰，从30岁以后逐渐开始衰退，到45岁以后，听力会逐渐出现一些困难，到6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将近40％左右听力会低于正常水平，到70岁，就有超过60％的人听力属于不正常。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年社会的“老耳背”是个普遍问题，是很值得关注的。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影响老年人跟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有时候造成家庭的一些隔阂、不协调，看电视都看不到一块儿。另外一方面，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他被封闭了，变得孤独了，更容易痴呆了，这是值得关注的。当然，对一些比较有能力的老年人，还会影响老年人发挥余热。所以说，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这种聋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引起关注。第一，我提出一个“终生保健”的概念，不光是耳朵。耳朵是整个人体的一部分，它的健全是依靠着全身的器官。比如这个人从小就有吸烟的习惯，而且一天吸的量很大，那么到老了他的耳朵就容易坏，聋病要来得早，发生的概率要大。喝酒的也是这样，有不良嗜好的，这是损害身体其他部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且不谈患癌的机会增加了。但是应该说，对人体的正常功能的损害是肯定的。

　　其次，营养要均衡，大鱼大肉等高脂肪饮食不可取，免除不良嗜好、泛健康保护是很重要的，注意身心调节，生活作息比较有规律，这就是终生健康保健很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及时发现和治疗身体的疾病。比如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都是有一定的遗传性，谁也避免不了，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这也很难避免其发生。从终生保健的意义来说，及时治疗身体疾病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发现了糖尿病，要及时到医生那里接受治疗，把血糖控制好，这样对延迟聋病的发生都有好处。因为这些糖尿病、高血压等病，最后都会促进听力聋病的发生，要采取这样的治疗措施。

　　讲到精神生活，要注意合理作息，合理安排工作。现在我们注意到了，突发性耳聋的发病率比以前增高了，这和生活、工作有很大关系，现在工作压力很大，紧张、频率很快，这有一定因素。所以，要注意舒缓这种压力。

　　突发性耳聋是指耳朵的听力以非常快的速度下降，非常突然地以高速度下降，甚至消失，这就是我们诊断的突发性耳聋。当然，突发性耳聋的原因很多，但是现在普遍认为，这种突发性耳聋和血管供应有关，也就是说，和发生在心脏的心肌梗塞、心绞痛有类似的原理，也就是缺血。大家对心绞痛、心肌梗塞都很重视，我作为一个耳鼻咽喉科医生，希望大家对耳朵缺血也要同样重视，及时治疗，争分夺秒。它的延误的结果是不可复的。一般认为，超过两周希望就甚微了，一般来说，三天以内治疗效果还很好，一周以内也是比较可以的，两周以上效果就很难说了。也可能是白费劲了，因此，要提醒大家，争分夺秒，不要耳朵不舒服，听不见，还要得一等，过两天再去看，这样可能就耽误时间了。

　　人工耳蜗：国内植入不训练，事倍功半

　　主持人：国内人工耳蜗植入近年来逐渐开展起来，给很多重度耳聋患者提供了复聪的机会，那么什么人可以植入人工耳蜗呢？杨伟炎:我们把治疗耳聋分为几种，第一种是重建性治疗，第二是修复性治疗，第三种是补偿性治疗，第四种是替代性治疗。所谓康复性治疗，就是我们通过药物，让炎症和受害素质重新恢复，这是补偿性治疗。第二，重建性治疗，比如中耳炎，耳膜、听鼓坏了，我们通过手术，把耳膜修补好，把听鼓重新装上，或者用一个替代物，就可以恢复听力了。第四是补偿性治疗，就是用助听器，他的听力损伤了，但是还没有完全丧失，我们用手术的方法又修复不了，就可以戴一个助听器。第四种是替代性治疗，就是人工耳蜗，对于那种极重度的病人，助听器也不管用的，我们就采用这种办法，植入人工耳蜗，这种方法有适应症，但是年龄限制是人为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国际上的报道，最小植入年轻是8个月，最大是87岁，这中间相差很大，也就是说，年龄跨度很大，在年龄和人群上没有绝对界限。看的是经济条件、社会背景。

　　人工耳蜗的适应症就是极重度耳蜗性聋，而耳蜗结构上的发育是正常的，听神经本身的功能是存在的。当然，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也是要健全的，如病人脑子都不灵了，或者是痴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做了。

　　应该说，人工耳蜗植入在国际上，第一个进行人工耳蜗手术的是美国的豪斯，1965年，那是单导的。到后来，美国FDA把它定为一个正规产品，允许一个公司生产，在病人身上使用，这是1972年。那时候的效果大家说法也不一，植进去了，听的声音是没有问题，至于能不能说话，真正全聋的人植入进去以后能不能学会语言，能不能对话，这是有争议的，各家看法不一样，豪斯本人认为是可以的，就在今年年初，他还来到我们研究所，还要继续发展单导人工耳蜗。我们国家最早是1978年，由协和医院邹路德教授领导的一个人工耳蜗小组，造出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个人工耳蜗，并且用在病人身上，获得了一定效果，使病人听见了声音，获得了声感。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国家曾经热过一阵子，有过短暂的人工耳蜗热，都是国产的，我们当时还生产了很多种类型的人工耳蜗，但是由于一些基本技术我们没有完全解决，比如材料没有过关，工艺上的密封技术没有完全过关，当然，很多电子技术、原件也不够牢靠，所以就停顿了。我们停顿了以后，国外发展了起来，国外现在有很多家，推广到全球各个地方都用。

　　我们真正再次开展人工耳蜗手术是在1997、1998年，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引进了国外成熟的人工耳蜗，到国外做，也是由协和医院开始的。人工耳蜗手术也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去年我们的医学专业委员组织还专门在湖南开了专业会议，就此问题专门讨论。限制人工耳蜗发展的原因，一个是费用，每个需要20几万的费用，另外一个是培训，人工耳蜗植入以后，它是个替代用品，我利用这个替代的东西以后，能够掌握原来应该掌握的信息，那必须要接受专门的训练，在我国这种训练机构不很普及，医院是专门从事医疗工作，但是做完手术以后怎样训练，这种工作不是医院做的。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康复机构不够普及，不够完善，所以造成后续工作的困难，这也是影响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另外一个因素。

　　梁涛：我们在江苏也设立了一个康复机构，但是要投入大量的钱，没有经济的支撑，很难做这项工作。现在基金会是募集资金，不像聋儿康复，是国家财政拨款的，好多民营机构收费也很高，去年在北京有的康复机构一个月收2500块，聋儿本身的开销就比较大，这样的费用更付不起了，更不要说在其他的贫困地区了。所以说，真正能得到康复训练的聋儿就比较少了。

　　网友答疑：

　　网友问：有小孩5岁多，中山医院和同仁医院都说是前庭导水管扩大，请问医学发展后有何办法？

　　杨伟炎:前庭水管扩大是一种和先天性因素有关的发育畸形，对这种孩子，保护他的残存听力，是最重要的，方法是避免剧烈活动和头部碰撞，这是保存他的残余听力最重要的因素。残余听力保护好了，孩子就可以延缓听力下降的速度，为他学习语言和上学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当他的听力不够用的时候，还可以戴助听器，给予帮助。因为大前庭水管扩大的病人，每次发病都会造成听力的急剧下降，遇到这种时候，要及时给予药物治疗，这些药物包括神经营养药、血管扩张的药物，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给点少量的利尿药和糖皮质激素，帮助他恢复。但是有一条，每发作一次，听力都会下降一步，恢复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作为家长，要特别小心。

　　网友问：药物性耳聋还能恢复吗？

　　杨伟炎:应该说，氨基糖甙类耳聋是最难恢复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可靠的药物可以使它恢复。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孩子，应该及时佩戴助听器，以支持他学习语言、学习知识、上学。从知识上，从心理上，让他健康成长。如果这个聋确实非常严重，助听器都无效，就应该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了。我现在可以告诉一个好消息，关于人工耳蜗，我刚才已经讲了，从90年代初开始，我们是引进国外的，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上海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教授领导的电子耳蜗研究组，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答案，他们的成果已经通过鉴定，我希望它短期内能尽快上市，提供给大家应用。

　　网友问：我父亲70多岁了，耳聋有十年了，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对老人家的耳聋有好的疗效？

　　杨伟炎:彻底治疗耳聋是个美好的愿望，但是现在还实现不了。

　　对待老年性聋的问题，可能要从大的观念上来看。人，生了，就会长，长了就会衰，由盛而衰，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不管是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应该有一种自然观，非常平静地对待这个现实。作为老人，耳朵聋了，也不要太烦燥，自然对待。作为年轻人，也应该看到，老爹的明天就是自己的明天。中央不是提出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嘛，这种自然观是应该有的，这是一个大的观点。

　　第二，对于老人来说，还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保护问题。有些慢性病，该治还是要治，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等等。

　　第三，有些药物还是可以适当使用的，人的听力不好，尤其是老人听力不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所谓听敏度的障碍，耳朵感觉不到声音。另外一个是分析综合、接受理解能力的障碍，他反应慢了，尽管他听见的，小孩说话很快，他反应不过来。比如治疗老年性痴呆的药物，保护耳朵神经方面的神经营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都可以适当使用。只是有一条，想给大家提出一个忠告，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一种灵丹妙药能够让聋耳朵吃了以后，一个礼拜之内，吃一个疗程就能复聪，如果不是就退钱，我不知道你往哪儿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到。

　　这是一个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解决。

　　杨伟炎:因为时间太短，没有能够回答各位网友的问题，很抱歉，希望以后有机会再会。

　　梁涛：非常感谢各位网友，中国听力耳聋防治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基金会愿意为更多的贫困聋儿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希望社会各界和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伸出援手，帮助那些可怜的孩子，救救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