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怀念翻译的“大师时代”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当翻译沦为仅有工具的功用，语言和文字，也就丧失了它原本的意义

　　-文/康慨

　　由于近代以来的文化弱势地位，中国成了欧美文化的输入国，因而也成为了翻译大国。“五四”与“文革”的结束，分别造就了中国百年来两次图书翻译出版的高峰，而后一次的译著繁荣，则一直延至今日，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常态。

　　然而，翻译出版的繁荣却与译文的质量呈反比发展，对翻译质量的质疑和批评，也日益高涨。我们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来自读者，学术界，甚至原作者对译文质量的抱怨。

　　很多读者开始怀念以前的老翻译家，如傅雷、叶君健、朱生豪、董乐山等。最近一些文学翻译奖项评比中，基本还是一些老翻译家的作品得到肯定，比如田德望。而最近公布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三项翻译奖均告空缺。有人认为现在中青年翻译家中，已不可能再有大师出现。

　　老翻译家的优势在哪儿？中青年翻译家为什么屡遭非议？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再出现翻译大师吗？

　　老翻译家好在哪儿

　　汉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有新旧多种译本。但公认最出色的还是解放前偏居江南、默默无闻、英年早逝的朱生豪的译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黄雨石曾回忆说，解放后该社一度打算抛弃朱生豪的散文体译本，另外组织人以诗体来翻译莎士比亚。后几经比对，终为朱译水平之高所折服，于是保留了朱译，只是找人重新做了一番校订。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苏福忠在去年7月份的《读书》杂志上撰文说：“朱生豪的译文是金子，货真价实，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被淘汰。”苏福忠对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发现“较之所有别的译本，朱译莎剧的词汇量是最大的，这与莎剧中独一无二的大词汇量十分吻合。”

　　他介绍说：“生于1912年的朱生豪赶上汉语白话文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整个过程。他的家庭出身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新文化运动又使他的白话文得到充分的发展。”

　　莎翁笔下的人物，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是，“他译出了汉语版莎剧的风格，那便是口语化的文体。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文体，剧中角色不管身份如何，都能让他们声如其人。”苏福忠说，“要知道，能够熟练地富于创造性地驾驭口语，是运用语言的最高境界。朱译莎剧在解放后没有被淘汰，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了白话文更加大众化(即口语化)的趋势。”

　　半个多世纪之后，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仍然保持着青春，他也是老一辈翻译家的代表，热爱所从事的翻译事业，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学养深厚，不惧辛劳，务求完美。他对翻译工作的态度，与他的译文一样，都是后辈的楷模。

　　很多人认为，抛开学识与工作态度的不说，老翻译家与今天的译手的主要区别，不在外语水平的高下，而在中文功底。以前很多著名的老翻译家，外语专业出身的并不太多，有些人原本就是作家、学者，如冰心、杨绛、费孝通，只是因为在“文革”期间被剥夺了写作与研究的权利，才半路出家，埋头搞起了翻译。

　　老翻译家刘戊荪有一次去南京讲学时说，目前想从事翻译的年轻人，中文功底一般都比较差。他说，我们怀念老一辈翻译大师，是对他们高超的西学素养和文学素养的怀念，而现在的年轻人在这方面普遍缺乏。

　　其实，译文的优劣，往往都在中文水平的差异。道理很简单，读得懂外语，如果不能用中文很好地表达出来，即是翻译的失败，也难脱其匠人身份。

　　中国还需要翻译大师吗？

　　可是，读者津津乐道的老一辈翻译大师大多都已故去，目前仍然在世的也年事已高，而外文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不仅仍在继续，而且更为繁盛。今天还会出现新一代的翻译大师吗？我们还需要优秀的翻译家吗？

　　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捷克小说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精品集，由捷克文学学者刘星灿等几位“或奔七旬或过八旬的老眼昏花的人”(刘星灿自语)翻译。译文雅致、优美而传神，台湾地区出版的繁体中文版也采用了他们的译本。但是，刘星灿等人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组已经解散数年，据说其中一位译者，还远居美国，不会用电脑，译稿全靠手写，再复印一份自留，原稿托人坐飞机捎带回国交给编辑。捷克语的翻译已有“断代”之险，过些年，再要找这样好的捷克语译者，恐怕会很困难了。

　　面临着更大的成本压力、盗版压力，以及宣传周期的压力。赶时间译，抢进度出，译文质量便很难得到保证。

　　200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近70万字，从英文版出版到中文版上市，仅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其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而此书其他语种译本的上市时间，都要比中文版晚上数月甚至一年。例如，日文版2004年9月出版，在英文原著出版后一年零两个月。贝克汉姆自传《我的立场》中文译本，甚至一度引起了英国多家媒体的质疑。而此书的初译本仅用了一个礼拜，译校者却有12人之多。

　　找几个甚至十几个译者，分章合译，也许畅销书这样翻译尚可，但是这种赶工期的风气，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蔓延到了纯文学著作，甚至学术图书领域。每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一颁布，国内出版界立即掀起版权抢购风潮，之后，照例是赶译抢出。南非作家库切2003年10月获奖，转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套五本的《库切小说文库》已经上市。去年10月，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已有数本耶氏作品热气腾腾地出炉了。

　　老版本的译著，常常能在译者署名的后面，看到校订者的名字。但是现在，译著扉页上“校订”的字样越来越少，几近绝灭。原因当然是降低成本，缩短出版周期。

　　而当前译著出版急功近利的行为，远非仓促翻译一种。有些劣行之烈，已经开始让人怀疑出版界某些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诸如某些译者或编辑，托人从港台买来繁体中文译本，自己连译带抄之后，便以自己的新译出版。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译者却绝口不在译序或后记中承认参考了别人的译文。

　　谁炮制了外语的匠人

　　现在很多翻译人才因为经济收入等原因，选择进入了外企，或者做口译，而不愿从事笔译。“这是市场之手控制的结果，翻译又不被看重——在高校，文学翻译是不算科技成果的——所以很少有人去做。”法语文学翻译家，上海译文版米兰·昆德拉作品的译者许钧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比如我翻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天翻译两千字，按字数算，只有一百多块钱，可是我随便在学校上一个小时课，就有一百五到两百块的收入。我的学生在外面做口译，一天收入可达八百到一千二。所以说，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说，今天已经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搞文学翻译了，只有那些真心喜欢翻译的人还在做。”

　　许钧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培养一种翻译的环境，提供一种翻译条件，造就一种翻译人才培养机制，让这个事业得以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曾出台过一个《翻译服务规范》，近来，又有机构专门为此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格的考试，希望以此控制翻译质量，遏制当前烂译充斥的局面。但是，有专家认为，颁布质量标准和推行考试制度，或许能对某些行业——如导游，口译、同传等，起到些许作用，对提高图书翻译，特别是文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水平，却未必能够见效。

　　事实上，建立在ABCD选择题上的考试制度，只能培养出匠人，同时助长视译者为匠人的看法。目前译手风行，而真正的翻译家稀缺，单纯以考试为主的教育体制难辞其咎。许钧也深表忧虑，“现在我们往往以牺牲母语为目的的外语教育有问题。汉语都没学呢，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英文了，搞古汉语的人考博却要考英语。国家外语人才的培养，翻译人才的培养都应该好好思考这些问题了。”

　　(何晓鹏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