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揪”的经历

　　当年作为市委文革办公室的负责人，我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也可以秉承市委的意旨，下发通知，听取汇报。可是，后来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本人也面临着被“揪”的命运。

　　第一次被“揪”而未走。在1966年10月下旬，我于晚上去市委秘密办公地点云南路招待所开会，得悉Z组织要来那里揪人，于是分头逃走。我乘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的车到河东招待所住了一夜，翌日晨回郑州道文革办公室上班。在办公室坐定不久，Z组织便来了十几个人要找市委书记处书记谷云亭。Z组织并非一般群众造反组织，而是市级机关的一个大组织，一进门就侦察好前门后门的行走路线，你休想逃脱。他们为什么找谷云亭呢？当时是谷云亭负责主持市委全面工作。因为他们已决定罢一位负责同志的官，要谷云亭表态同意。那时市委已经没有制止罢官的权力，但要承担罢官的责任。

　　我是文革办公室负责人，Z组织当然唯我是问。我不能告诉他们谷云亭的去向。其实当时我也不知谷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和秘书先是奔赴一位住处比较安全的领导同志那里过了一夜，天亮后乘车去南郊区委吃的早餐，又奔西郊区委，然后回市。据说Z组织有跟踪车，因此转了一大圈甩掉“尾巴”。

　　我说不出谷的去向，自然过不了关。一帮人围着我质问、批判，然后就是让我和他们一起读毛主席语录，大都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类。我要去厕所，也有人跟着我，想溜也溜不掉。中午吃饭，有人跟着到食堂，监视你用饭。等到下午，他们逼我打电话找谷。当时市委领导同志都用市委机关交换台内线。虽然机关内部已经开始造反，但是交换台服务得很好。那时哪里有什么“大哥大”？市委领导人走到哪里，就让秘书将所在地的电话告诉交换台，以便联系。交换台接线员的耳朵特灵，熟人一说话，他就听得出来。生人找市委领导人，他们不会告诉你。我拿起人工的机子，说找谷云亭，可是又怕他们真的找到了，于是没有等到回答，忙说：“哦！你们不知道呀！”即把机子放下。当然我这种伎俩瞒不过Z组织，于是又受到批判……这样折腾了一整天，他们才离去。

　　第二次是1966年12月，一个临时工造反组织来了两个人，揪我走。我不敢不走，文革办公室的人不敢阻拦。造反派可以随意揪当权派，这是“文革”以来形成的“潜规则”。一下楼就令他们失望，问我的汽车在哪儿，我说只有两个轱辘的破自行车。到他们占用的睦南道的一所楼，一进门，楼道里乱哄哄不少人。揪我的人很得意地向楼道里的人介绍我的身份。原来他们揪不到市里的负责人就拿我“滥竽充数”，所谓“没有朱砂，红土为贵”。我被囚禁在一间屋里，想不到碰上市劳动局的一位处长韩涛，解放初期我们在一起工作过，多年不见了。当时我作为这个组织揪到的所谓“当权派”，韩涛作为主管部门的实权派，他们认为“奇货可居”，不肯放我们。我们相视苦笑，想当年解放天津时一起进城在原十区政府做文教接管工作，如今却一起成了阶下囚，有点像哲学家们爱讲的否定之否定啊！

　　从这个临时工组织成员们议论的问题来看，他们主要是想通过造反转为正式工人。因为当年的临时工，是体制外的边缘人，政治上经济上都无法和正式工人相比。“文革”以前，人们的经济待遇是比较平均的，但是政治上是不平等的。听说一位高中毕业生，功课不错，就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大学不录取，只好当临时工，劳动不错，可是因为家庭问题总是不能转正。

　　那时我还未戒烟，到了黄昏，烟快吸完了。我说要出去买烟，想借此看看出入的环境，以便伺机逃跑。我想如果买好一点的烟，他们还要批判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买了两包永红牌的香烟。夜里室内灯火“永红”，有人轮流看守，如果你打瞌睡就让你读“语录”，类似“熬鹰”。

　　面对这奇特的“政治”，我索性一支接一支地吸起烟来，一夜之间吸了一包。我们被当作“奇货”看来还是有用的。翌日下午，韩涛被另一造反组织借走了。这时我心里一沉：韩涛和我成了可以被人借来借去的“奴隶”啦，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把我借出去。从昨天就想趁上厕所的机会溜掉，可是去厕所要往里走，想出门逃走要往外走。最初看守人在厕所门口监视着，后来就不跟着去厕所，只是敞开屋门进行监视，让你无法走掉。韩涛被借出又过了一个时辰，室内看守我的只剩下一个人了，我靠着椅子闭目养神。这时屋门大开，进来几个人，是另一造反组织的，与看守人谈事情随即辩论起来。我想时机到了，慢悠悠地站起来，从容地抽出一支香烟点着，假装去厕所踱出屋门，先是往里走，随后一转身跟着迎面走过来的两个人向外走去……乖乖！正是靠着这支香烟的掩饰，让我镇定自若地溜之乎也。

　　后来又有两次，一次被囚禁在重庆道，一次被拉到墙子河边挨冻……不过越来越有应对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