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之最》 综揽中国新闻学之“最”

　　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源远流长，从远古时代的烽火报警、甲骨记事、金石铭文，到汉代的露布，唐宋的邸报，乃至今天的报刊、广播、电视与网络，可谓风起云涌，蔚为大观。而中国的新闻学，自20世纪初发轫到现在，也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旅程。80多年来，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的线性的体验，到多学科的全方位的综揽，已经发展成为社科领域一片层峰叠翠繁花似锦的苑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这片独特的风景，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进行观赏，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收获。我偿编写本书的宗旨，就是想和读者一起，对这片千姿百态满目葱茏的景象，作一个多层次而提纲挈领的、多方位而鸟瞰式的观赏和把握。

　　然而，众所周知，无论说话，还是作文，若要立言评论，要说“一般如何如何”，要讲“有的怎样怎样”，那是比较便利的，也是比较保险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般和个别的例子，如何评说都不至于引起争议。而倘要说个“最”字，或评先后，或言高低，或论大小，因为事关全局及所有同类，于是立马就会有人出来攀比，有人出来求证，有人出来质疑，有人出来诘难，甚至打“抱不平”。所以，世之立论者，犹如世之登攀者，大多视珠穆朗玛峰为畏途，敬而远之，不敢轻言半个“最”字。即使遇到非说不可的关口，也大多作“王顾左右”状，或者以“也许”、“可能”为掩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以免惹生事非。

　　而我们这本书，却偏偏要以一个“最”字命名，围绕一个“最”字选题，针对一个“最”字做文章。其难度之高，其风险之大，也就不言而喻了。是的，这个选题，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是明知吃力不讨好，却偏要自讨苦吃；对于我们的合作者而言，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诚然，我们不避艰险，奋力登山的目的，却并非故作姿态，好高骛远，也不是为了自抬身价，独领风骚。我们之所以挑这“最”字作书名，是因为本书所收录的篇目，大多是中国新闻发展史上具有某种开创意义或重大影响而堪称之“最”的媒体、事件、人物和学说，是中国新闻学所不能遗忘的和不应遗忘的珍品，我们在疏理和盘点中国新闻学的库藏时，理应把这些珍品载入史册。我们之所以挑这“最”字选题，是因为有感于中国新闻苑林之广博而繁茂，林林总总，千姿态百态，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这对于大多数初次登临的游人来说更是如此；而提纲挈领地将其中的重点、要点、特点和亮点，荟萃成集，以便让初次登临的游人得以择其要者而览之，无疑是最为迅捷而简便的方式。

　　我们之所以挑这“最”字做文章，还因为这“最”字具有最大的感染力和启迪意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回眸中国新闻发展史，千百年来曾产生过多少报刊文字、趣闻轶事、人物和学说，但犹如大浪淘沙，大多被淘汰和湮没了，惟有“最”者留其名。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不仅为了收录和记住曾在中国新闻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家珍”，而且为了感悟和记取其中的启示。

　　然而，“最”字既出，我们还是难免心中的忐忑。因为敢言“最”者，就需要有总揽全局的比较和分析。然而，人们所拥有的资料毕竟有限，眼光也有所不逮，这就难免于盱衡全局之际失之粗略，于提纲挈领之余失之疏漏。此其一也。我们虽然已经翻阅了很多的资料，但仍难免有疏忽与遗珠之憾。我们诚挚地期待，能有新的发现者和新的见识者，不吝为本书作出新的修订。其二，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新闻学之“最”者更是如此。这一点在对当代状况的描述中尤其突出。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在“信息爆炸”的当代，新闻学更是瞬息万变，日新月异。例如，媒体之设备、规模，乃至发行、影响等状态，谁能永远言“最”呢？也许昨日之“最”者今天已跌落为一般，而今日之一般者明天却可能平步青云，独占鳌头。所以，“最”字之时空界定，稍有不当，就会失之谬误。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比较，但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诚挚地期待，能有更精确的分析为本书作出更恰当的修正；更期待我们的时代有更多后起之秀，开创更多的奇迹，以打破和更新本书的记录，谱写更多的中国新闻学之最。

　　其三，由于人们对事物的感受和认知的不同，对事物的评说也不尽相同。就这一点而言，在对于程度的感受，对于价值的评论方面，尤为显著。例如，“最重要的媒体”之称，“最深远的影响”之说，无论是对于哪一个对象，恐怕也难获得全票通过。所以，“最”字既出，若没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必然贻笑大方。虽然我们力求做到下笔谨慎，不徇私情，并且在编写过程中向全国新闻学界相关教研院所和主流新闻媒体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征询了修订意见，但本书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本书编委会的“一家之言”。我们诚挚地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更好的修订意见。

　　[注：本文系作者为《中国新闻学之最》一书撰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