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财产来源不明罪 咋反腐败？

　　网友：陈名重

　　如果说，“直言了”《兼驳邵道生》是以美国反腐“三法”炮轰国家法律有关条款，邵道生只是陪绑而已；那么，《再驳邵道生》则是将“反腐”引向了“反邵”。

　　邵道生可不可以反？即使人民的领袖如果有了错误观点也是可以批驳和反对的，何况邵道生乎？邵道生是在官方人民网上发表文章，对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如果有了错误观点，就必须加以批驳，决不能让其自由泛滥。同样，“直言了”公开发表的观点，也应该照此办理。同时公开辩论不应转移主题、偷换概念，争辩的目的全在于求得共识的真理，不应以得失论英雄。不知“直言了”先生以为然否？

　　如果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和“直言了”先生继续讨论下去。我之所以提出“直言了”将“反腐”引向“反邵”这一命题，是以“兼驳”和“再驳”两文中的观点为依据的。因该二文太长太散，笔者只能集中将其概括为几个观点，如果“概括”有误，概由笔者负责。“直言了”先生不会介意吧？

　　谁在维护腐败者的利益？直、邵之争发端于邵道生力主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以加大反腐力度。邵在文中以不可辩驳的事实阐明这一法条因量刑过低，大大降低了腐败者的成本，如果不大幅度提高此罪的法定刑标准，腐败将难遏制。无论从哪方面看，邵文都是一篇反腐力作。而“直言了”的“兼驳”一文首先毫无道理地打了邵道生“法盲议论”、“助长腐败”、“导致社会动乱”三大棒，不讲事实，打了就走，笔锋一转就大大咧咧地长篇大论地谈起美国的反腐“三法”。谈“三法”就谈“三法”，是香花是毒草，要相信国人的鉴别能力。“直言了”的这种气势，似乎觉得美国的法律应该是中国的“母法”，只有贯彻执行的份儿，容不得国人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这是否太武断了一些？中央的反腐方针一再强调的要从源头上反腐，标本兼治。从美国反腐“三法”的作用看，乃属源头反腐的治本之策，如果从现在起就按此办理，一切只能从头开始，那么当前中国已经形成的严峻腐败事实就无法可治，就只能统统赦免，既往不咎了。这正是尚未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们求之不得的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众贪官就会给“直言了”树碑立传，永垂千古了，外逃的4000多名巨贪不用国家费心，也就会主动地大摇大摆地荣归故里回国了。

　　改革要不要重视国情？这一点“直言了”并没有否定，因为他的“再驳”一文也在大谈国情。不过他谈的不是邵道生所谈的现实国情，而是引经据典地从历朝历代的反腐败谈到延安精神和革命战争中，我国早就是美国反腐“三法”的发明者和先行者，美国倒是中国的学生了，以此证明“三法”是多么符合中国的国情。尽管引证的事实是那样的语无伦次、逻辑混乱和牵强附会，但他毕竟承认了想问题做事情要讲究实际要研究国情，总算一种进步，笔者就不在此多说什么。但现在所说的要依国情办事的“国情”，绝不是“直言了”所例举的历史上的国情，而是现实的国情，离开现实国情谈反腐甚至谈其它一切都是空谈，是办不成事情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就是最大的现实国情，任何改革都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前进，反腐法制建设也不能例外。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当然要学习要借鉴，但必须经过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多年积累沉淀下来的腐败现实是严峻的，但并不可怕。尽管今天的反腐斗争在一些地方的领导还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还不令人民群众满意，坚信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定能够夺得反腐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些都是中国的现实国情，因此必须如前所述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标本兼治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决不能片面去抓。

　　回归主题，“直言了”为何要将“反腐”引向“反邵”呢？邵道生提出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标准，不然原来的这一法条就成了腐败分子的避风港，“直言了”除首先打了三大闷棍外，反把维护避风港的罪名强加在邵道生身上。邵道生批“直言了”不明中国国情，他就称“腐败别拿‘国情’当借口”，难道邵道生在拿“国情”作腐败的借口？甚至说邵在“保护贪官谋利的体制漏洞现状，‘国情’就成了拒绝深入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好借口”。看来“直言了”竟然成了一位“帽子公司”的批发商，在难以自圆其说的无奈之下，就使起打棍子、戴帽子的横刀蛮力了。这是讨论问题的正确态度吗？我本以为“直言了”是一个有建树的人，现在看来在此次讨论中已经越来越跑题，简直蜕变为力不从心了。因此我甚至怀疑起“直言了”对邵道生带有一种个人偏见的别有一些用心的攻击，选择的抨击点子纯属歪曲邵文本意、偷换概念之作，究竟意欲何为，望能以“直言了”之名来个直言之实。“直言了”先生：如果你能正确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我就废了自己上面的这些观点，并公开向你赔礼道歉，彻底服你：一、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后中国的腐败咋反？二、财产来源不明能否实行美国“取证倒置”的法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