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的思考

　　关于人口的思考

　　———全球老龄化与中国的应对

　　月度论文

　　薛涌

　　“一个孩子”的政策确实压低了出生率。但是面对人口下降的惯性，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你可以不让人生孩子，却无法强迫人家生孩子。因此，中国目前人口政策的目标，应该主要不是对付最近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人口上涨，而是对未来必然出现的人口下降的趋势进行“缓煞车”。

　　刚刚过去的2004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并不是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改变人类命运的事件，而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突变。这种认识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对人类命运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以来，人口的过分增长，一直对人类的命运、环境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年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而没有被决策者接纳，中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2004年，新的人口论出现。其中两本最引人注目的书是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摇篮：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胁世界的繁荣【以及我们能够对此作什么】》(The　Empty　Cradle：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and　What　toDo　about　It)和Ben　J.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学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另外还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战略亚洲》(Strategic　Asia　2003－04)：Fragility　and　Crisis上发表的论文《人口趋势：亚洲人口趋势的战略意义》(Demographic　Trends：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Trends)。这些研究，都依据联合国2002年对世界人口最新的预测(projection)，对世界提出了与马尔萨斯正好相反警告：世界人口马上将开始萎缩。这一萎缩，由于速度过快，将带来全球老龄化，威胁世界经济的健康增长。一些大国将因此沦落。

　　其中，东亚是老龄化的重灾区。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韩国全都面临老龄化的威胁。如果中国大陆过快进入老龄化，将严重影响自己的崛起。

　　一、“人口就是命运”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大国的兴衰，除了其他诸多原因之外，也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美国用20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蛮荒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超霸，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她的人口扩张了50多倍。当美国刚刚立国时，拿破仑正威震欧洲。但自拿破仑以后，法国基本上没有独立地打赢过一场主要的战争，如今已非“第一俱乐部”国家。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200年，法国的人口只增加了2倍。如果美国的人口也仅仅增长这么多，今天的美国就不过是另一个加拿大，在国际上根本没有说话的份。法国在现代欧洲争夺霸权，每每败在德国手下。原因之一还是人口。19世纪初，法德的人口比率是11比10。到19世纪末，则变成了10比15。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超过所有西方国家，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自由经济，1986年国民人均所得超过美国。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人口比西方国家的年轻。但是，1990年日本经济迅速衰落，至今依然一厥不振，一大原因就是其人口迅速老化。中国近20年的高度经济增长，也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见效、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密切相关。

　　在20世纪，世界人口从16.5亿增长到60.7亿，现在确实有人口过剩的问题。以中国而论，有限的资源要支持3亿人口，远比支持13亿人口轻松得多。特别是当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时，就会出现物价腾飞、劳动力价格跌落、大批年轻人失业，甚至饥荒、战争。但是，人口也是一种经济资源。一旦人口下降势头过猛，就会大规模改变现有人口结构，造成意想不到的经济危机。

　　在没有大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人口下降的基本因素是生育率降低。生育率降低的结果，就是老龄化，提高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对经济的冲击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比如在中国，现在70岁以上的夫妇常常有3个以上的孩子，三个孩子抚养一两个老人相对容易。但这些如今40多岁的人到了70岁后，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可依赖，孩子的负担就大多了。社会抚养一个老人，比培育一个孩子的费用要大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考虑到昂贵的教育费用，一个孩子消耗的社会资源还是比一个成人少28％。但是，一个老人则比一个工作年龄的人消耗多27％的社会资源。因为老人需要的医疗费用太大。所以，爷爷多孙子少，经济就会不堪重负。

　　仅举几个发达国家的例子。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在大萧条时建立的，目的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办法是让年轻人把一部分收入存入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退休后国家每年发给一定的退休金。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工作人口和老人的比例是41比1，这个制度当然好维持。如今，这个比例变成了3比1，也就是说，虽然从社会保险基金中取钱的还是一个人，但过去有41个劳动人口往里存钱，现在存钱的只有3个人。结果，美国现在的社会保险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德国面临着类似的处境。现在德国的退休金已经占了GDP的10.3％。万般无奈，只好削减退休待遇。但即使如此，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到2040年，德国15.4％的GDP要用来支付退休金。劳动力和退休人员的比例，将从现在的2.6比1下降到1.4比1。

　　一个国家的GDP，是该国劳动人口生产量之总和。意大利的劳动人口到2050年预计下降41％，即使想维持零增长，那些所剩无几的劳动人口的生产率就必须提高同样的幅度。但是，社会越是老龄化，提高现有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难。跨国研究显示，老龄化会直接导致企业创新精神的衰落。比如当今的中国和印度，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员的比例是5比1，企业创新精神十足，经济高速发展。日本的这个比例最低，企业创新急落，十几年经济停滞不前。其原因很简单，社会在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上花钱越多，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投资就越少。通用汽车公司现在平均一个工人要支持两个退休人员。退休金债务高达192亿美元。老人的福利如今消耗美国9.4％的GDP，到2040年，这个比例可能到达20％。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在如今30岁的一代人退休之前，老人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可能消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GDP。试想，如果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社会经济资源用于养老，现有的劳动人口还要吃饭，国防、自然灾害等等同样需要相当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