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两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紧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紧

　　“并非官大用车需求量就一定最大”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向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递交了一份名为《制订“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加快改革进程，提高改革成效》的提案。李利君在这份提案中建议，应当出台“公车改革指导意见”，以公务用车“货币制”取代现行的公车“供给制”。

　　“‘公车改革指导意见’应当确立公务用车社会化、货币化改革的方向和统一配套进行的原则。”李利君表示，应当确立行政机关（除防汛抗洪等特殊部门、特殊行业外）和企事业单位以发放“公务交通费”取代现行的公车“供给制”的改革基本思路，即用“货币制”代替“供给制”。

　　其具体做法为：针对不同的职务、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制订“公务交通费”标准（还须按地区实行浮动），每月纳入个人工资一起发放。根据所具备的交通运输社会化条件的不同，“公务交通费”可有不同形式，如：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地区，可为货币化模式；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为“现金公里票”的半货币化模式，“公里票”在公务用车公司中使用，现金部分可自由支配，用于“打的”等；公务交通费的使用可体现“总额限制，差额自补，节余（按比例）归己”等鼓励节约的原则。

　　李利君认为，因为单纯取消行政机关的公车而保留企事业单位的公车，或只取消下级行政机关的公车，那么一些企事业单位或行政机关的上级主管机关（单位）可能向其下级行政机关或下属企事业单位“借用”公车，难免使公车改革留有死角或流产，影响改革成效。

　　“不同级别的人用车需求差别固然有，但岗位不同，用车需求差别也很大，因此，制定车补标准应该坚持‘按工作需要，适当考虑职务级别的差别，保证工作不受影响和兼顾节约’的原则，以体现保证正常工作不受影响和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要求。”李利君说。

　　“9000万农民工，不应只是城市‘过客’”

　　参加两会的代表呼吁，“不能让‘农民工’身在城市，心却和城市远离。”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农民就业靠亲友介绍或自找门路的占93，有组织或通过劳务市场介绍务工的仅占7。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华代表表示，这种就业上的盲目性，不但使农民工权益很难得到保障，也进一步造成了农民工心理上和城市的疏离。

　　劳动保障部培训就业司有关负责人指出，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市场信号无法准确、广泛传播。繁琐的就业手续、复杂的登记项目、歧视性的就业要求，也使农民工望而却步。正道不畅，邪道必然滋生。

　　“受骗不能靠找‘老乡会’、‘同学会’理论。”代表们建议，有关部门在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的同时，应加快劳动合同法的起草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不少农民工“拖家带口”出外谋生。农民工子女上学难成为普遍性的问题。除了教育之外，其他向城市人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应该把农民工考虑在内。一些代表们提出，各级城市管理者应真正沉下身子，变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善待他们，就是善待城市本身。”李华代表感慨地说。

　　“一些听证会屡遭诟病，根在缺‘法’”

　　在今年的两会上，钟梅允代表准备提交一份“关于要求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听证法’的议案”。她告诉记者，以听证的形式来体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如今日益被政府部门所重视，听证的内容也逐步扩大。

　　“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听证制度来看，还存在着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钟梅允说，一是听证只被作为一个调查手段，而未成为一个完整必须的独立程序，范畴不明确，随意性较大；二是听证的主体、听体、被听体不明确，未能合理分权制约，行政机关自我主持、定人、评定，使一些听证会达不到应有的目的；三是评定不明确，对被听证事宜的结论如何审定没有标准，不能客观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四是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皆提出听证要求，但未就如何听证作出规范。

　　钟梅允提交的听证立法议案，包括听证的设定、听证主持机关、听证参加人、听证组织程序、法律责任以及附则等。她说：“制定听证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面对新奥运，新北京需要新标志”

　　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刘宇一委员在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北京的雕塑与建筑给予了高度关注：“2008年北京奥运系列工程建筑正如火如荼，但似乎还没有一座雕塑与建筑综合体能称为新北京的标志。”

　　刘宇一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鲜明标记，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独特风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像法国罗浮宫荡漾着法兰西的优雅雍容，巴特农神殿显示了古希腊的威严奥秘，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象征等等。这些雕塑与建筑综合体都以其适当体量与特定的地域环境巧妙结合，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刘宇一做出了很多努力，对自己的提议进行了多方论证，并与许多专业人士一同设计了一个以当代中国少女为模特儿，以球形奥林匹克艺术博物馆为基座，并含观光塔功能的“和平天使”方案。

　　“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

　　三成婴儿在家出生，七成农民在家死亡。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大学第三医院教授王维忠提出，要加大农村卫生投入的力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卫生队伍建设，逐步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让农村人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

　　长期患严重风湿病的山西村民果留，已有两年不能下床走路。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但家里没钱看病。熬不住了，吃一片4分钱的去痛片，一天只吃得起一片。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这是中国一些农民因生病带来生活窘境的写照。而一些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也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看病难”成为广大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

　　权威研究机构最近对100多个村庄的典型调查表明，有32 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 6 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

　　“‘40岁以前拿命换钱，40岁以后拿钱换命’，可是钱是换不来命的”

　　创建健康家庭就是创建健康社会。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冯理达委员大力倡导“健康家庭”新概念。

　　她说，“人们对健康的认识有个误区，认为身体没病，能吃能睡，就是健康了。其实不是。”冯理达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WHO）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亚健康”的人口比例已达75，真正完全健康的只占5。对于我国公民的健康状况，冯理达深感忧虑：我国现有2亿超重者和6000万肥胖者，有16亿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有2000多万。冯理达说，“要倡导健康家庭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懂得如何投资健康、储蓄健康，而不要透支健康。”80岁的冯理达还认为，家庭暴力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家庭中没有健康的文化。“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冯理达说，“微笑也是一种文化，是心灵沟通的重要方式。”冯理达认为，健康家庭中应该大力倡导“微笑文化。”如果下班回家，妻子对丈夫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丈夫也报以妻子一个微笑，说声谢谢，这样就不会发生家庭暴力；出门碰到邻居，大家相互微笑，互致问候，就不太可能发生邻里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