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对《读者》官司发表看法

　　本报讯（记者刘志广实习生刘芸）“《读者》被索赔一角钱”事件发生后，本报进行了全面充分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了进一步向读者介绍《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以及了解该书作者的创作初衷与经过，本报记者一直在试图联系张宏杰本人，却始终未能如愿。与此同时，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工作的张宏杰也在自始至终关注着本报的报道。也许是觉得自己该面对甘肃的读者了，3月3日，张宏杰委托《华商晨报》驻葫芦岛记者站的一位记者与本报取得了联系，并专门发来了《对“状告<读者>”事件的一点看法》。

　　在文中，他从侧面阐述了自己对《读者》被何必会起诉的看法，并详述了自己创作的初衷。对“状告”《读者》”事件的一点看法

　　一个国家的发展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一个勇于解剖自己、善于学习他人的人必然会前途远大。而那些故步自封、不善自省、不断沉湎于自己“曾经阔过”、一闻己过则暴跳三尺的人进步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人有一善，而必师之，这是聪明的做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当然不是说另外两个人处处比他强，而是每个人，即使比自己差的人，身上都会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想必他不是每天三次回想自己的功绩和长处。

　　老百姓也常说一个道理：“优点不说跑不掉，缺点不说不得了。”在《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的序中，我曾经说过，这本书是拿中国的一个指头去对比韩国的九个指头，这种比较当然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公平的比较，因为我是个中国人，认为自我批评比自我颂扬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平时在电视报纸的头版上端详描述我们的那九个指头已经足够充分，现在很有必要抽出点时间来看一看我们另一根指头上不断恶化的病状。原因很简单，我们不端详那九个指头，他们也一样完整并且漂亮，可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敢正视得病的那根指头，就有可能失掉治病的良机。

　　民族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欧美诸国及日本的民族主义的特点是，在政治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在文化文明上则主动地虚心地积极地采取世界主义的开放姿态。二者并行不悖，对立统一。日本的成功，就是因为虚心和理智。中国则一直难以摆脱东方大陆性文化与生俱来的狭隘性和自大心，念念不忘过去的辉煌，缺乏认真反省自己的能力，把虚荣心当成自尊心，把非理性的自大当成自信心，不肯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这很容易导致文化锁国主义。当鸦片战争战败后，当朝大员却以谈判时不让外国人走衙门正门为得意，义和团时，农民们认为只要把外国人赶跑，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甚至就在驻南中国大使馆被炸后，还有女大学生提出“不学英语”的幼稚想法。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出来后，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新浪网上有3311名读者参与了投票。其中1623人认为这本书有道理，使人很受启发；有739人认为这本书有道理，但不全面；也有744人认为书中的内容纯属无稽之谈。对这本书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一个比较集中的看法是，你说中国不如美国，不如日本，我们认了。现在，你居然又说中国得向韩国学习，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就好比说，村子里老张发达了，我认，老李发达了，我也服。

　　可原来的穷邻居老王居然也比我富了，这个老王原来比我还要穷啊，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我说你不能生气。正因为王某是你的邻居，你可以更清楚地分析和了解他为什么致富，以供自己借鉴。

　　我之所以选择韩国来比较中国，是因为韩国是在与中国几乎完全一样的土壤中取得成功的。

　　韩国与中国间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从文化传统到风俗习惯。然而，我们曾经热心于学与自己发展条件并不相同的苏联、美国、日本，却很少有人注意韩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盲视。

　　一个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给我写信说，读了我的书的韩文版后震动很大。因为“中国人是太喜欢做梦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强调中华民族绚烂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再近一点就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前途一片光明的未来。我们没有危机感，我们一直认为全世界都跟教科书上、报纸上写的一样，都瞩目中国、尊重中国。到了韩国，才发现，别的国家的人对我们的看法与我们自己根本不一样。”她说，韩国大学生的课程中，有一门叫做《韩国的危机与选择》，这本书面向所有的大学生介绍韩国的危机、韩国人的弱点。

　　我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也能开一门《中国的危机与选择》，每个人都可以以开放和理性的态度，来讨论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那时才证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经历那么多灾难和痛苦之后，终于成熟了。

　　张宏杰（来源：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