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年：儿子丈夫父亲(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04日17:34 滇池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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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闻之外，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崇高荣誉背后，一个平凡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充满真情实感的人。

　　戴永年：儿子丈夫父亲

　　“这次生病能医好是好事，如果医不好也没什么，现在将我要说的话写下来：1、三个孩子一定要自立自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不要有依赖思想；2、和老赵（戴老的夫人）生活的这些年，我非常地满意，也很感谢她对我工作的支持，以后家里的事就由她做主……”这是2000年7月戴老在被检查出患上膀胱癌，在做手术的前夕，写下的遗嘱。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不舍和牵挂。光环背后，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戴永年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

　　这张照片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作为儿子提起母亲，戴老声音里有了悲痛。母亲离开他，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可以经历许多事，也可以忘却许多事，然而母亲的去世留给他的是永远的伤痛和深深的自责。

　　1949年的戴老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为了新中国建设这个在他心中向往已久的梦想，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党的地下工作中。也就在这年，国民党掀起了“九·九整肃”运动，学校贴了一张布告：“有共产党嫌疑者迅速离去……”一夜之间，很多云大的进步青年都撤离了云大。戴老在同学的帮助下离开昆明回到通海。同年12月，戴老参加了通海人民抗击国民党军队残军的通海保卫战。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战斗中，一颗从左脖根射进后，贯穿背部的子弹让戴老倒在了血泊中。被通海中学的同学送到文庙街的家中，戴老面对年迈的母亲，已无法说出话来。在昏迷和苏醒中，他看到的是母亲不眠不休的守侯，和对着神灵泪流满面的祈求。两天后，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母亲因为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病倒了。从母亲病倒到去世，只有短短的7天时间，在这7天里，戴老没能和母亲说上一句话，这也成了戴老一生中最遗憾的事。

　　“因为我，母亲才去世的。虽然我知道母亲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怪我的，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戴老哽咽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作为丈夫

　　着军装的年轻人将幸福的笑容定格在了1954年3月31日，也许当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会相互搀扶着走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能够娶到这么好的老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是她给了我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我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望着在厨房里忙碌的老伴，戴老的眼睛里写满了深情。

　　戴老在留校任教期间认识了在玉溪专区工作了3年，后得到组织推荐，经考试被录取在云南大学历史系的调干学生赵瑞芳。如果说两个年轻人的相识只是一种机缘巧合的话，那么，共同追求进步的志向，在革命斗争中拥有的相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以及积极的人生追求，无疑成了他们感情基础的重要部分。1954年，学校决定派戴老到湖南长沙中南矿冶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两年。戴老希望在他赴长沙学习前办理结婚手续，当时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赵瑞芳开始不同意，怕影响学习，但戴老一再坚持，为了能让戴老安心去学习，妻子最后同意了。“都是我强迫她的。”笑容里有着孩童的顽皮。

　　回想起新婚的那一天，戴老的笑容更加深了。当时，他们没有什么物质基础，戴老还供着他的两个侄儿上学，生活比较拮据，她便把自己攒下来的几十元钱拿出来，买了点糖请亲朋好友吃，他们将一张单人床加了块木板拼结在一起就结了婚。当年8月，新婚不久的戴老赴长沙学习，送走戴老后，赵瑞芳搬回学生宿舍。尽管鸿雁往来传递着无数的相思，但为了专心求学，也由于经济困难，戴老在长沙一呆就是两年，中间从没回来过。

　　现在的戴老和老伴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一大早戴老会去买早点，然后，两位老人就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没有保姆，两位老人分工明确地承担家务，赵老负责木地板的清洁卫生，戴老负责地板砖的清洁卫生……，戴老说，自己动手做做家务活也是一种乐趣，既干了劳动又锻炼了身体。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实在做不了时请个钟点工，不能让孩子们为了照顾他们而影响事业。下午四点钟，老两口会准时出门，沿着理工大学的林荫道走一圈，此时，一句话、一个路边的小景致，都有可能让彼时的情景再现在眼前，泛起阵阵温暖。

　　戴老说：“我是个老人，但我希望不是一个信息封闭、固步自封的老人。”作为父亲

　　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戴老从外地出差回来，除了随身携带的衣物和书本外，还多了一个瓷罐。那是他在当地给孩子们买的一些吃食，他想用这种方式弥补因为长期出差在外对孩子的亏欠，也给孩子们补充一下营养。在漫天的风雪中，戴老艰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一个踉跄，戴老摔在了地上。可摔倒的戴老仍紧紧地抱着那个瓷罐，因为在那个困难年代，一罐食品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所有的期盼。回到家后，看到孩子们欣喜的表情，异常疼痛的腰部也变得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心中充满了一个父亲的幸福感。

　　“那些年，孩子们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家里的一些劳动，尤其是大女儿，起着积极带头的表率作用。她常常带着两个弟弟替父母分担繁重的家务。”戴老边说从旁边边拿出一把很旧的老式木制靠背椅，那是二儿子和三儿子六七岁时从旧废摊上买回材料，自己动手做的。兄弟俩那时做了好几把，现就剩下这一把了，一直舍不得扔。

　　“3个孩子从小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都学有一技之长。大女儿专攻医学，大儿子学机械，小儿子学化学，后来他们又都根据工作需要，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钻研计算机。现在，儿女们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大女儿和小儿子都在美国，二儿子在昆明工作。”为人父的骄傲和自豪展露无遗。

　　“这次生病能医好是好事，如果医不好也没什么，现在将我要说的话写下来：1、三个孩子一定要自立自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踏踏实实，不要有依赖思想；2、和老赵（戴老的夫人）生活的这些年，我非常地满意，也很感谢她对我工作的支持，以后家里的事就由她做主……”这是2000年7月戴老在被检查出患上膀胱癌，在做手术的前夕，写下的遗嘱。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不舍和牵挂。光环背后，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戴永年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

　　作为儿子

　　提起母亲，戴老声音里有了悲痛。母亲离开他，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可以经历许多事，也可以忘却许多事，然而母亲的去世留给他的是永远的伤痛和深深的自责。

　　1949年的戴老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为了新中国建设这个在他心中向往已久的梦想，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党的地下工作中。也就在这年，国民党掀起了“九·九整肃”运动，学校贴了一张布告：“有共产党嫌疑者迅速离去……”一夜之间，很多云大的进步青年都撤离了云大。戴老在同学的帮助下离开昆明回到通海。同年12月，戴老参加了通海人民抗击国民党军队残军的通海保卫战。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战斗中，一颗从左脖根射进后，贯穿背部的子弹让戴老倒在了血泊中。被通海中学的同学送到文庙街的家中，戴老面对年迈的母亲，已无法说出话来。在昏迷和苏醒中，他看到的是母亲不眠不休的守候和对着神灵泪流满面的祈求。两天后，本来身体就不好的母亲因为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病倒了。从母亲病倒到去世，只有短短的7天时间，在这7天里，戴老没能和母亲说上一句话，这也成了戴老一生中最遗憾的事。

　　“因为我，母亲才去世的。虽然我知道母亲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怪我的，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戴老哽咽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作为丈夫

　　戴老和赵瑞芳女士的结婚照放在了客厅里最显眼处。泛黄的黑白相纸里，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将幸福的笑容定格在了1954年3月31日，也许当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会相互搀扶着走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能够娶到这么好的老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是她给了我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我才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望着在厨房里忙碌的老伴，戴老的眼睛里写满了深情。

　　戴老在留校任教期间认识了在玉溪专区工作了3年，后得到组织推荐，经考试被录取在云南大学历史系的调干学生赵瑞芳。如果说两个年轻人的相识只是一种机缘巧合的话，那么，共同追求进步的志向，在革命斗争中拥有的相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以及积极的人生追求，无疑成了他们感情基础的重要部分。1954年，学校决定派戴老到湖南长沙中南矿冶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两年。戴老希望在他赴长沙学习前办理结婚手续，当时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赵瑞芳开始不同意，怕影响学习，但戴老一再坚持，为了能让戴老安心去学习，妻子最后同意了。“都是我强迫她的。”笑容里有着孩童的顽皮。

　　回想起新婚的那一天，戴老的笑容更加灿烂了。当时，他们没有什么物质基础，戴老还供着他的两个侄儿上学，生活比较拮据，她便把自己攒下来的几十元钱拿出来，买了点糖请亲朋好友吃，他们将一张单人床加了块木板拼接在一起就结了婚。当年8月，新婚不久的戴老赴长沙学习，送走戴老后，赵瑞芳搬回学生宿舍。尽管鸿雁往来传递着无尽的相思，但为了专心求学，也由于经济困难，戴老在长沙一呆就是两年，中间从没回来过。

　　现在的戴老和老伴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一大早戴老会去买早点，然后，两位老人就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没有保姆，两位老人分工明确地承担家务，赵老负责木地板的清洁卫生，戴老负责地板砖的清洁卫生……戴老说，自己动手做做家务活也是一种乐趣，既干了劳动又锻炼了身体。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实在做不了时请个钟点工，不能让孩子们为了照顾他们而影响事业。下午四点钟，老两口会准时出门，沿着理工大学的林阴道走一圈，此时，一句话、一个路边的小景致，都有可能让彼时的情景再现在眼前，泛起阵阵温暖。

　　作为父亲

　　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戴老从外地出差回来，除了随身携带的衣物和书本外，还多了一个瓷罐。那是他在当地给孩子们买的一些吃食，他想用这种方式弥补因为长期出差在外对孩子的亏欠，也给孩子们补充一下营养。在漫天的风雪中，戴老艰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一个踉跄，戴老摔在了地上。可摔倒的戴老仍紧紧地抱着那个瓷罐，因为在那个困难年代，一罐食品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所有的期盼。回到家后，看到孩子们欣喜的表情，异常疼痛的腰部也变得不是那么难以忍受了，心中充满了一个父亲的幸福感。

　　“那些年，孩子们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家里的一些劳动，尤其是大女儿，起着积极带头的表率作用。她常常带着两个弟弟替父母分担繁重的家务。”戴老边说从旁边拿出一把很旧的老式木制靠背椅。他说那是二儿子和三儿子六七岁时从旧废摊上买回材料，自己动手做的。兄弟俩那时做了好几把，现就剩下这一把了，一直舍不得扔。

　　“3个孩子从小都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都学有一技之长。大女儿专攻医学，大儿子学机械，小儿子学化学，后来他们又都根据工作需要，在原有专业的基础上钻研计算机。现在，儿女们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大女儿和小儿子都在美国，二儿子在昆明工作。”为人父的骄傲和自豪展露无遗。

　　采访手记

　　因为采访，2003年至今，我们曾三番五次地跑过戴老家，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然而，不论何时，每当走上通往戴老家的最后一段楼梯，看到他站在正对楼梯敞开着门的房门口，满头银丝，面带微笑，双手自然垂于裤缝两侧，身子微微前倾着迎接我们，感动油然而生。其实，我们清楚地知道，正是戴老这种毫无掩饰的亲和与真诚，无声地撞击着每个人的灵魂，我们才会感动得想流泪。

　　记得戴老在回答谁是他最得意的门生时说过，他的学生都各有各的优点，不论是师从他继续搞真空冶金研究的，还是另起炉灶，向新课题发起冲锋的，都很有作为，很了不起。言语间，为师的风范、平易近人的本色尽现其中。

　　戴老最珍惜的是时间，他常常对学生们说：“时间有限，每天就短短二十四个小时，年轻时如不珍惜时间多学点，到老便一事无成了。”对频频造访的我们，一向惜时如金的戴老表现出来的却是极大的通达。他说有什么问题尽管来，他随时欢迎，如不在家里就到实验室去找他。戴老总将最大的方便给与他人。于是，采访和蔼的戴老便成了一件令人十分愉悦的事。从他身上我们体会到了一股不断奋发向上的力量。戴老就像一面镜子，他的质朴、谦和与表率映照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滇池晨报·都市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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