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潭人给长三角出了什么题(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05日05:23 人民网-华东新闻

　　本报记者　汪晓东

节后，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抱着希望走出家乡。

　　本报记者　屠知力摄

　　偏居东海一隅的平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到万里之外陌生甚至危险的国度打工？国内有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在福建，也有厦门、泉州等用工需求很大的城市，他们为什么还是选择“出去”？

　　截至记者发稿时，福建平潭8位曾在伊拉克被劫持的农民工基本都在家中，甚至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如果不是因为在伊拉克的遭遇，他们的生活，也许谁也不会了解。

　　面对记者，他们不愿提及梦魇般的过往。尽管还在担心如何偿还为出国欠下的债务，但这并没有打消他们对“出去”的憧憬：只要有正常的渠道，有更好的去处，我还是会去！

　　说这样的话时，他们似乎忘记了在异国他乡的种种痛楚，眼中透出希望。脸上还有些许稚气的魏武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那曾经担惊受怕的母亲看着他，轻轻摇摇头。

　　平潭这个海岛，已经出离了长三角的区域范围，但平潭人的命运，似乎又给长三角出了一些题。

　　题一

　　平潭人会来长三角打工吗？

　　眼下，在长三角打工的农民恐怕要以千万计。2月下旬，记者在苏州无意目睹了一场招工爆棚的场面。苏州工业园区正在开设企业招工专场，3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3000多个，那天下午，光进场人数就超过5000多，而且50％以上都是特地从外省市赶来的，远到山东、江西、河南、湖北、新疆等，几乎全国各地，“也怪了，就是少见福建人”。

　　为什么长三角对包括平潭在内的福建人形成不了吸引力呢？

　　大部分平潭受访者对此摇头。

　　理由很简单：没有老乡、没有“关系”，单枪匹马到那里，很难找到工作———听上去，在他们眼里，似乎在长三角找份工作比在伊拉克还难！

　　而且，在国内打工，一个月几百元钱，除去生活开支和差旅费，所剩无几，“不够刺激，吸引力不大”。

　　浙江省一位学者认为，可能有地域文化的原因，就好比温州，数十万人在全世界务工、经商。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形成了平潭人这样一种特定的心理取向。

　　这个分析得到了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公司经理亢越的认同。他认为，福建人有“海外闯荡”的历史沿袭和闯劲。确实，福建沿海一些地方就业机会不少，离家也不远，但也少见平潭人身影。

　　当然，还有一种看法。对长三角而言，缺口最大的劳动力并非一般劳务，而是熟练技工。像苏州工业园区，每年大约新招用工4万多名，但95％以上新员工均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中专生、职高生和技校生。整个长三角技工缺口高达70％以上，因此对应聘者素质、专业技能也有具体要求。这可能导致了相互之间“兴趣”不大。

　　题二

　　平潭人能借长三角之“船”出海吗？

　　如果说平潭等地农民出国务工挣大钱的冲动无法释怀，那么，怎样为他们提供一种正常的渠道就显得十分迫切。如果没有正常渠道让他们出去，各种“旁门左道”势必出现。事实上，我们在劳务输出方面的国际形象已经受到严重损害。

　　这是中国劳力外溢过程中需要正视的普遍问题。

　　在平潭，3家正规劳务咨询公司生意冷清，濒临倒闭。一说是他们的国外劳务需求信息量少，一说是收费太高，老百姓望而却步。

　　那么，这样的正常渠道，长三角能够提供吗？

　　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下属的国际经济合作分公司，是这个“正常渠道”里的品牌公司。公司经理吴永根给予了肯定答复。经他们之手到海外劳务输出的农民工，已有上千人，基本来自上海以外的地区。去年，他们通过合作伙伴在苏北地区建立的劳动力基地，组织到50多名农民到日本“研修”（日本把外来工的第一年称作“研修期”）农活5个月，当地农户满意，苏北农民工平均揣了2万元人民币净收入回了家，很鼓励了当地农民。日方今年又委托吴永根他们招140多名农民，眼下，报名者相当踊跃。

　　正规对外劳服公司在程序上相当规范，这也同时给人造成了费时、门槛高的印象。吴永根介绍说，以到日本务工为例，从接到客户委托招工订单到国内发布信息、到最终送上出国之路，往往要半年左右。对务工人员的要求，除了岗位技能，还必须提供担保人（往往由本村有正常收入的村干部担当），经过中介方乃至日方的面试、体检、一定的心理测试，确定名单后，还要去当地办理“暂留资格认定书”。在等待中的3个月，劳服公司还组织培训，包括简单的日语、当地民俗、法规，以及签约事宜、外事要求等。

　　看上去麻烦，却是对出国务工人员权益进行了最大化保障。国外客户也是通过当地国家认可的一些社会团体、中介机构与国内正常渠道对接，并负责处理协调有关事宜和人员管理。通过这种渠道来招工的国外客户，会提供医疗、工伤在内的保障。我方往往会对工资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比如，日本提供的招工岗位，月薪必须确保不低于6万日元。

　　吴也承认，开展海外劳务输出工作“风险实在太大”。首先要选择好客户，使务工人员安心。否则，一旦出现务工人员“脱岗”，外服公司资质信用上就会出现“污点”，无人委托也难以招人。其二，务工人员在出国期间可能发生一些意外情况，如生病，都会增加不少外事交涉。所以，一些实力小、品牌弱的劳务输出公司，往往就会因承受不起而关门，最后“大浪淘沙”，留下那些规模大、信用强、服务好的品牌企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就在不少地方劳务输出大喊“生意难做”时，在上海，像吴永根所服务的公司还有10多家，在全国都有了一个“集聚效应”。

　　鉴于此，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有个设想：把长三角建设成为一个劳务输出的培训基地，从而可以起到“蓄水池”和“出水口”的作用，形成对内对外的“品牌”，既能由此提升劳务大军的整体海外形象，也有利于对劳务人员的权益的保障。

　　题三

　　在国际上建立如同“菲佣”一样的中国劳务品牌，长三角能走在前面吗？

　　这个问题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长三角人出国打工的欲望并不强烈。不过，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认为，劳务输出的问题确实应该提上主要的议事日程。农民的转移，大致可分为就地转移、异地转移和跨国转移三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异地转移阶段，下一步就是跨国转移了，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

　　既然劳务输出势所必然，而长三角又是中国与国际经济联系的主要窗口和平台，把长三角变为一个中国对外劳务输出的基地，应是理想状况。宋林飞说，尽管一般劳务需求不大，但在一些国家，尤其是人口比较少的国家，有一定技能的劳务还是有需求的，“菲佣”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从事的是家政行业，但不少“菲佣”是有大学学历和外语基础的。因此，中国要建立一支类似“菲佣”的正规务工队伍，长三角有条件。当然，宋认为，在提供劳务信息、技能培训等方面，政府可以大有作为。

　　此外，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提出的问题值得深思。他说，现在一些正规的劳务中介公司，收费高，服务差，手续又复杂。他认为，劳务市场应该更加公开透明，不要搞垄断，要引入竞争机制，放宽进入门槛，这样，可以把农民出去的成本降下来，走“黑路”的人就会少得多。

　　《华东新闻》 (2005年03月05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