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档案的风波

　　“文革”初期转移档案，在天津市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是对于我来说，不啻是一场冲击波。

　　1966年夏成立的市委文革办公室，是在郑州道市委四清办公室基础上建立的。在这之前，社会上“文革”之火已经燃起。一天早晨，我和市委四清办公室秘书组长邓棣华正在郑州道值班时，宣传系统某单位几十人为本单位的问题找上门来。我们把他们请到小礼堂就座。这小礼堂实际上是主楼旁的一个大会议室。我和邓棣华同志站在前面接受质询。他们提出小礼堂为什么没有挂毛主席像？为什么没有语录牌？还让我们背语录，那时是初次上阵，精神很紧张。这里过去是市委高干自修班，不少学者曾在这里讲过课。在“四清”中李立三还在这里讲过话，劈头一句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是认识毛主席最早的，可对毛主席著作是学习得很不好的。”可那时从未想到挂领袖像和语录牌。

　　从这件事情想到，市委办公厅有一个大保险库存放档案，是原开滦矿物局留下来的，非常牢固。四清办公室没有保险库，将来一受冲击，文件怎么办？那一天，天津警备区第二政委韩德富恰好来市委四清办公室（当时四清办公室有一民兵组归警备区领导），我们向韩政委提及此事，韩说可以把文书档案拉到警备区存放。当年9月，社会上更乱了，我决定在晚间悄悄把若干箱文书档案运到警备区存放。

　　1967年1月18日，市委书记处唯一的一个秘密办公地点被造反组织查抄以后，这一届市委算是寿终正寝了。1月19日，市委造反总部发出一号通令，宣布夺权，勒令长字号的靠边站。1月21日，造反总部在市委机关大食堂召开市委各部委、文革办公室副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当时因为市委各位书记、常委等大都被社会上各个造反组织揪走，参加会议的只是部分部委的同志，共73人。一位造反总部的主要负责人讲话，说过去是你们在台上讲，我们在台下听；现在颠倒过来了，是我们讲，你们听。我听后不由暗暗苦笑，心想我何时在台上讲过呢？我不过是给台上讲的人“做嫁衣”而已。这位负责人先是讲了市委已经被彻底砸烂的大趋势，然后宣布正式夺权。最后宣布造反总部对于领导干部分级管理的措施，市委常委和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归造反总部直接管理，市委其他部委的领导干部由部委造反组织管理。可能是因为办公厅接触市委领导多，造反组织在对“当权派”管理上却把办公厅的干部破格提拔了。所谓接受造反总部管理，就是要求每天上班接待群众，个人行动要向总部报告。当时市委办公厅在市委大楼一楼的办公室已经无法办公，只能在市委小礼堂耳房接待。那时组织已经瘫痪，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资源，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真是活受罪。

　　当时我从传单上看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向河北省军区转移“黑档案”被揭露，造反组织冲击河北省军区。我看后一身冷汗！心想向警备区转移档案是我个人决定的，如果被揭发出来造成冲击警备区的严重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怎么办？最好把这些档案取出来。可当时市委已彻底垮台，只好向造反总部报告求救。一天晚间，造反总部联络其他造反组织带我到警备区一起去取这些档案。当时韩德富政委并不在场，先是一起见警备区一位部门负责人。我给他们惹了祸，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你们是蛇一样心肠！”天啊！牛鬼蛇神，我真的成了“蛇”了！造反总部让我承担责任，立字为据。我想事到如今，既无法上推又无法下卸，于是信笔写道：“我决定将‘四清’黑档案转移到警备区，阴谋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我窝窝囊囊地在文革办公室几个月，这时俨然成为慷慨就义的英雄了。当然，我从未“就义”，造反组织也没有为此批判我，他们并未利用这些档案揭发什么内幕。此事就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