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市委最后一幕

　　1955年1月2日，我从南开区委调市委办公厅报到上班，至1967年1月18日市委垮台，我目睹市委领导机关如何抵挡不住造反运动，如何日趋瘫痪直至“寿终正寝”，尤其是最后一幕，更是刻骨铭心的，想忘也忘不掉。

　　市委召集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67年1月13日晚间。那时市委文革办公室已经撤销，人员四散，我像个没有头的苍蝇一样，和办公厅的几位同志躲在郑州道主楼旁的小楼上。那天接到电话通知，晚上7时半召开各部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会议，7时在成都道口的公安医院住院部集合。那时的装束是，制服棉裤、棉袄、棉帽子、高靿的棉鞋，将棉帽子放下来遮住两耳，再戴上大白口罩，只露出两眼。这样既防止被揪出户外时可以保暖，又防止被造反组织认出你来。那天晚间很黑，没有月光，没有星光，10米之内认不出是谁，只有走到眼前才能分辨出来。办会的同志分批带着与会人员步行到常德道警司礼堂台上的幕后开会。我们跟随着带路人默默地走着，默默无语，等待着我们的可能就是一片黑暗。

　　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讲了讲当前的“文革”形势和任务，调子低沉，显得苍白无力。他提出要揭发批判“万张反党宗派集团”，引起大家震惊。因为这是市委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没有说明来由，实际上是华北局的旨意。因为在12月份华北局已决定对张淮三进行隔离监护。那时候表面上看是“无政府”，实际上是“有政府”，要保谁或打倒谁都是上面说了算。与会人员对此并不理解，没有怎么讨论就匆匆结束。散会去厕所时，前和平区委书记王中年气冲冲地对我说：“王辉，不要听他妈的定调了，谁有什么问题让大家揭发嘛！”我无言以对，只是有点惶惑。

　　翌日上午，我接到通知，让我搬到台儿庄路的市委书记处的秘密点里去工作。那时在那里秘密办公的有几位书记和各自的秘书。办公厅只有两名工作人员昼夜值班，处理公务。我们和几位书记一起用饭，可是如同被囚禁在一所房屋一样，大家常常是沉默无语，更没有欢声笑语。当时一切都陷于瘫痪，唯一的是有几部电话，是由市委机关交换台安排的内线。各部委、区委虽然不知道这个秘密地点，但是通过交换台的总机可以打电话过来，当时来电话请示市委的大体上有三类问题：一是被造反组织围攻，下不了台，要求市委给解围。当时“造反有理”是硬道理，谁能说不？谁能听你的？二是造反组织要求罢某某人的官。三是两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市委更不能支一派压一派。面对这些问题，市委当然是束手无策。

　　1月17日，市委文革接待站强烈要求见市委领导人。这天下午，我跟随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去接待站。大家当场提出许多尖锐的意见。当时市委各系统文革部门处在第一线，首当其冲，工作陷于绝境。前些天，某系统文革办公室几位同志由于找不到主管负责人，就找到我头上，因为我是市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我告诉他们，我也没有办法找。于是他们就拉我站在小白楼路段的墙子河边来冻我，还有两人看着我，实际上是“陪冻”。我理解他们受到造反组织的冲击，又找不到负责人，自然拿我出气了。

　　那天接待站的同志们自然对市委领导提出了尖锐批评。亢之同志虚心接受，可是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没有。因为整个党政系统都瘫痪了，无法指挥，况且对造反组织不能说“不”。亢之说，我进城17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困难处境……这时他不禁潸然泪下。那天下午王亢之才讲完，外边来了造反组织，接待站的同志为保护我们，迅速带我们躲进另一间小屋。到了吃晚饭时，亢之拿出两毛钱，我也拿出两毛钱，实际上每人收我们一毛，代买两个面包充饥。到晚上9点多，接待站的同志才让我们回去。那时没有“大哥大”，无法与秘密点联系。亢之说可以乘公共汽车到黄家花园下，让我回家，他去妹妹家住一夜。

　　翌日晨我去秘密点，进门才发现已被市委机关造反组织占领了，办公厅王左被找来通知会议，下午在河西区俱乐部召开市委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勒令市委书记处几位书记与大家见面。当天下午，解学恭、赵武成、胡昭衡、谷云亭、王亢之、宋景毅等都出席了。机关造反组织代表上台进行了质询、批判。会后，几位书记分别被其他造反组织揪走了。1948年12月15日中央批准以黄克诚、黄敬、黄火青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天津市委，至此解体。

　　从天津市的“文革”可以看全国。“文革”发生和持续10年之久，自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原因，但这已不是在下的短文所能叙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