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税时代”的五个考问

　　编者按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6个省市区宣告免征农业税。没有了“皇粮国税”，标志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结束，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仅仅取消农业税并不能使所有“三农”问题迎刃而解，“无税时代”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还必须正视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考问一：如何防止村官公务员化？

　　税费改革后村组干部的补贴由从原来的村提留中解决变为从农业税附加中支出，由乡镇财政统一发放。取消农业税，村组干部报酬又改为财政转移支付，这就为村干部的公务员化提供了可能。

　　村官公务员化有悖于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精神。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均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更加地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显然，村民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但对于村官由财政支付报酬的管理将会不可避免的使村民委员会趋于行政化和村官的公务员化，这就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初衷。因此，对于村官的管理还应该积极探索从行政村范围征集资金为他们提供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发放一定的经济补贴只能是补充性的、暂时性的。

　　考问二：如何使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用？

　　取消农业税，粮食产区农民种粮既能得到财政补贴，又能免交农业税，无疑可以大大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单纯依靠取消农业税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在近年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激励下，许多地方都掀起了一轮“要地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人地矛盾纠纷。新生小孩抢着要耕地，死亡人员家人不愿还耕地，婚入嫁出的土地处置也遇到了新问题。尤其是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返乡要地的现象最为普遍。由于反正不缴农业税了，庄稼做好做坏一个样，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这种思想会导致农民对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有些农民从收入、成本考虑，如果进城打工挣钱比种粮收入多，他们就会选择进城打工，任由土地闲置荒芜，这势必造成农村撂荒土地的增加。

　　对此，可否制定一些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如对占用耕地却又撂荒者，收取“荒芜费”和土地经营使用费，对于撂荒耕地二年以上者，终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收回集体重新流转发包。对无人愿承包耕种的撂荒地，由集体安排专人负责种植。同时积极鼓励土地使用权的自愿流转。

　　考问三：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统一的税制体系？

　　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设立农业税这一单独面向农业的税种，而是实行全国统一的城乡税制，农民与城镇居民、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一样，享受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在统一税制下无歧视地工作和生活。因此，取消农业税从税收制度上消除了对于农民的制度歧视，但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民不交任何税，如果这样又会产生新的税负不公。将农民收入纳入到所得税调节的范围之内，统一城乡税制，才是我国农村税制改革的方向。

　　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统一的税制体系，让农民与其他国民一样在纳税方面拥有同等的义务与权利，农业才能与其他产业一样在相同的税制下平衡发展。这种城乡一致、农工一致的税制无区别待遇，才能既坚持税负公平的原则，同时也体现出农民的国民待遇。当然，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和作为国计民生产业的重要性，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和农业采取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措施，实施一系列的护农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

　　考问四：如何填平高达几千亿的债务黑洞？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乡村两级债务还有几千亿元。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县乡都有负债而且债务逾期不能偿还现象比较突出。取消农业税前，乡村两级在还债时都还可以在农业税附加上勉强做点文章；取消农业税后，就等于彻底断掉了化债的资金来源。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化解债务那无疑更是一句空话。目前村组一级债务化解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乡村债务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不能尽快填平，必将制约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对此应积极探索途径。是否可由国家出资核消一部分过去“普九”达标、办集体企业和为完成税费而酿成的本应由国家承担责任的部分债务；还可利用部分机动土地，采取竞价承包、公开拍卖等方式获取一部分资金用于偿债。总之，债务不除，乡无宁日，村无宁日，农民无宁日，农村就很难发展。

　　考问五：乡镇干部如何重新确立工作的坐标点？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乡镇干部多年来一直扮演着“收税者”的角色，不少干部反映自己工作中70%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抓农业税收，而农业税的取消，无疑会使乡镇干部70%的工作对象没有了，这样的变革无疑会对广大乡镇干部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各项配套改革的逐步到位，治安有公安部门，计划生育有计生部门，不少公共事业都不再需要乡镇干部，必定会使不少干部在一段时期内产生失落感、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自己该干什么心里没底。因此，帮助乡镇干部搞好工作定位，应当引起当前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