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模经济到产业集群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三农”问题，是安徽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农业规模经营密切相关。我们对加拿大农业的初步考察，受到了一些启示。

　　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发达，就看农业人口即农业劳动生产力占人口的比例。加拿大在1981年有50%人从事农业，现在只有5%的人从事农业生产（我省约60%～70%）。我们调研了一户家庭牧场，面积为300英亩（1800亩），有1/2的土地种牧草，1/2的土地种玉米和大豆，共饲养160头奶牛，平均产奶11700公斤，年纯收入为10万加元。农场雇佣了2名农工，常年只有农场主他们3人劳动，种地、收割、饲喂、清除垃圾等完全机械作业。据了解，加拿大的农场一般都有200英亩以上的规模，相当于我国的1200亩，也是2～3人经营，其规模经济水平很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极强，因而使该国成为世界农业强国。

　　从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都必然走上规模经营道路。从价值规律和各国发展的自然规律看：劳动密集型农业的提法并非完全可取，如日本就确定了农户最小面积的限制；美国和欧盟也相继制定法律，只允许土地单系继承，防止面积变小。现在我们需要因势利导，在农业责任制基础上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安徽的趋势已然可见，应该及时推进。2003年度受全国表彰的安徽省48个种粮大户耕种面积都有千亩以上，收入几十万元，局部地解决了当地的“三农”问题。

　　推进农业规模经营，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土地有序流转势在必行。农业责任制30年不变，是指基本制度不变，并不意味着具体经营方式不变，应当允许土地合理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当然，这里要听基层的意见，顺应群众的自愿。二是必须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原则，扩大在农村的覆盖面，提倡和鼓励“以土地换社保”，通过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投入，形成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取代耕地而成为农民的最后和最可靠的生存保障。社会保障与土地规模经营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与此相联系的是，推进农业规模经济必然要“排挤”劳动力，这就需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仅仅向城市和外地的“候鸟式”劳务输出（安徽超过800万人），这种转移还不彻底，还不能根本改变安徽农村面貌。因此，农民必然向二、三产转移，而发展产业集群是依赖群众创造性的自主发展道路。现在安徽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产业集群发展不足：二、三产业占家庭总收入40%以上的仅占17.22%，而靠外出打工占家庭总收入40%以上的却达到1/3左右。这与沿海地区农民的从业结构和收入结构存在相当区别，差距就在二、三产业及其产业集群上。政府应创造条件，因势利导，推动安徽农村非农产业和产业集群发展。

　　产业集群在市场经济国家里产生具有普遍性，加拿大有，美国也有。产业集群特点是具有外向性，即产业集群一般向区域外卖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具有集中性，即集群内的雇工更为集中，专业化程度更高，形成一个专业区域；产业间的互相依赖性，即产业集群内部有较系统的分工协作体系，通过供求链互相依赖；区域快速增长性，产业集群相比布局分散的产业一般都快速增长。此外，产业集群是个协作活动的统一体，其优势是共享信息、共同学习、共同市场、共同购买、共同生产和共建基础设施，因而易于形成规模经济，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出现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第一是反梯度转移理论。产业集聚形成后，显著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中西部地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条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通过产业集群路径来培育增长极。第二是反单纯城市工业化理论。工业化不是单纯城市工业化，把工业化看成是纯粹城市工业化的观点是片面的，忽视农村工业化、不发展县和县以下地域的工业，只会强化和扩大城乡二元结构。

　　产业集群的产生有其规律，这就是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由市场主导发展。有资料称：不论在广东，还是在浙江，产业集聚事先都没有计划和规划，基本上是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安徽要推进产业集聚，也必须尊重企业家和创业者的自主创造性。政府在其间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顺势而为，创造好的外部环境。浙江几个成功的大市场，都是先有自发性市场出现，并达到相当规模，然后政府引导，加以规范和提高。在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是理解产业集聚现象的关键所在。戴培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