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要树道德权威

　　张峰

　　2月25日，《环球时报》刊登了《联合国需要实质性改革》一文。笔者也认为，联合国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不彻底改革，就有可能像其前身国际联盟一样被历史尘封和诟病。但是，很多问题即使属于它本身的缺陷，也并不仅仅是联合国作为一个国际机构的过错。联合国问题的实质比其表象要复杂深邃得多，而且与现在国际政治的混乱和迷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当代世界政治的模式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48年，因为宗教信仰不合而起的“三十年战争”导致中欧30％的人口丧生，之后，欧洲的统治者们签下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条约规定新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国土为界开展国际政治，任何一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这个条约明确了“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尊严。但是，这也意味着，任何国际组织虽凭国际法有制约其成员国的能力，但它们都无法超越成员国政府的主权而对其实行强制性约束。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的作用本来就是有限的。

　　但是，联合国是目前惟一能为国际社会设立道德行为标准的“合法”机构，也是建立一套公正、合理，符合21世纪世界形势的新国际秩序的必要媒介和有力的推动者。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角，由于其单一主权的特性，在国际上无法获得联合国拥有的广泛“合法性”。因此，不管联合国有多少缺陷和失败，它仍然有为全世界提供国际生活价值观和行为道德准则的能力。

　　《联合国宪章》的前言宣告：“我们，联合国的人民，致力于将后世从战争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并在更大的自由上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过去的60年中，联合国虽然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但其效果却极为有限。联合国如果真的想达到宪章中的目标，确实有必要来一个彻底的“重生”。这不仅包括对安理会的改革，还包括对一些核心理念和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审视和翻新。

　　毋庸讳言，联合国的成立和二战有着直接联系，当时5个主要战胜国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常任理事国，成为联合国的支柱。可是60年后，这种结构已与世界政治的现实脱节。日本和德国有理由问，作为对联合国财政贡献第二和第三大的国家，为何没有常任国的一席之地？非洲国家也可理直气壮地质问，非洲大陆历史上的诸多不幸为何在联合国的大家庭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感观？安理会的改革已经成为一种必然。

　　联合国改革的另一个关键挑战，在于如何使它在国际社会面临问题和危机时更有效、更果断及时地采取联合行动。不可否认，联合国的某些核心原则已经不太适应当前的世界形势。特别是“9·11”事件后，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威胁来自国境内，主要是因政局不稳，人心不定，思维混乱，加上现代科技的进步所造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不过是当代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一个突出表现而已。可以说，现在联合国的改革，为重新考虑国际政治模式提供了一个机会。

　　最终，联合国改革的目标只能是树立自己的道德权威，确立更广泛的合法性，建立一个真正合理、合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联合国的改革面对前述各种历史制约和现实阻力，如果不了了之，也是不足为怪的。很多问题，本文开头已经说过，不是联合国本身的错。也许历史已经注定了联合国目前的困境。但是正如安南所说：“不要让我们想像，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利用它，我们就能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工具。”联合国是目前混乱的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航标，是各种糟糕的外交手段中最具理性的工具之一，不能弃之不用。

　　（本文作者系重庆大学学者）

　　《环球时报》 2005年03月04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