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岂可量化？不评比，学术就不能发展？

　　田畔

　　目前，学术评价不公已成为制约中国学术发展的瓶颈。笔者以为，除了体制等因素造成的以数量代替质量、缺乏有效的批评监督之外，还有两个理念上的误区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一个误区，科研评价可以制定出明确的量化指标，可以评出水平高下。

　　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首先，科研本质上是一项极少数人改变绝大多数人观念的创新活动，真理往往先由少数人所掌握。当年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幽灵”出现在欧洲上空的时候，有哪一项既有标准有资格评说？因为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标准，就是自己的价值尺度。但我国现行学术评价的主要方式如“同行评议”、“核心期刊”与“引用率”等，其原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对于突破常规的创新成果，具有天生的否定倾向。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学术的原则，只有在代表个人或集团利益时，才能少数服从多数，科学研究是多数服从少数。即使没有创立新标准、新范式，只是旧有成果基础上的增量，也要提供新资料，提出新看法，相对而言，虽然比较容易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但也首先是少数人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评价的公正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

　　其次，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是惟一的，不能批量生产，因而相互间不具可比性。同是土豆，可以比产量，比各种营养成份的含量；同是电视机，可以从接收信号、清晰度等性能方面进行比较。而科研就如艺术品，每一项都是一幅“蒙娜丽莎”，它们是独特的，缺乏共同性。同是历史学，研究中国史与研究世界史，如何比较？都是中国史，明清史与秦汉史又如何比较？即使相同的课题，也必然会因人因时因地以及因其他条件而异。科研与生产产品不一样，就在于他的惟一性，除了外在形式比如课题级别、经费额度、主持人职称、字数多少等，各个科研项目内在水平的高低很难或根本就无法比较。

　　科研不是种土豆，学术不是造汽车。科研的创新性与惟一性，决定了其标准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决定了我们评价时无法进行量化。就以某“社科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类成果的科学性评估”为例。其共有“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概念使用的科学性”、“论据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五项指标，每项又分为21个分值段，每段1分，并在21、16、11、6、1各分值段上标出“极好”、“较好”、“一般”、“较差”、“极差”五个等级，评委可以在21分到1分范围内给被评成果打分。这些量化指标看上去十分地精确，但在实践中，什么是“极好”，什么是“较好”，某成果为什么要打21分而不是20分或19分、18分等等，很难把握。打分时必然是主观随意性很强，甚至完全是“跟着感觉走”。

　　在缺乏明确评价指标可以操作的情况下，非要将科研成果甚至学人评出个你高我低，非常危险。最终只能是比关系，比帮派，为不正之风与学术腐败开了方便之门。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管理部门尤其是高教系统，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特别热中于立指标、搞评价，一门心思地要给学人及成果排个先后，定个高低。比如“机构评选”有什么重点学科，博士点，科研基地；“成果奖励”有什么工程奖，项目奖，青年奖，国家图书奖，优秀期刊奖……此外还有这工程那工程，这津贴那津贴，什么填补空白，什么世界领先，最近又上了什么“精品课程”、“精品栏目”，等等。其实，他们搞的这些个评价，并不是什么以学术发展为目标的学术评价，而是以排座次、定级别为目的的“学术评比”，就像前些年社会上搞得轰轰烈烈的产品评比一类的活动，是给外行看的。只是令人不解，有客观评比指标可循的各种工农业产品的“国优”、“部优”评比都停止了，而标准模糊不清的学术成果反而要大评特评！

　　第二个误区，假如我们不搞学术评比，不拉开档次，就无法促进学术发展。

　　这又是一个认识上的偏差。就学界实际来看，特别优秀者和特别差劲者都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属于平常之人，水平差不多。对于那些确实得到学界公认的有重大突破性的成果，当然应予以特殊奖励。即使有异议，也涉及面很小；如果确实名不副实，也容易得到纠正。但对于那些水平和工作努力程度差不多的平常之人，就没有必要拉大距离，分出档次。若是强行将这些人拉开档次，评出高低，由于缺乏明确的指标，越评越要出问题，其后果必然是人为增加矛盾，自找麻烦。不仅不能促进学术发展，反而会因“窝里斗”影响科研工作。所以，在不得不进行级别划分（比如评职称）时，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在绝大多数人中实行类似公务员晋升的“年资制”也就是论资排辈，或许更符合实际。他们在学术水平上的差别以服务时间的长短衡量更为客观，时间长在经验上在贡献上都要更大些。这样做的优点是，标准比较明确，易于操作，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其中如有脱颖而出者，则特殊安排。——特殊人才超常拔擢，平常之人论资排辈，既鼓励了人才脱颖而出，又稳定了科研队伍。

　　至于所谓“几年不发表文章”的学人，也不要急于先下什么结论。实践表明，搞研究的学人，只要按照基本规范踏踏实实认真去做，多少都会有所成就。而由于个人情况不一样，研究的项目有难易，必然是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有人年年出成果，有人十年磨一剑；有人成果生前未被学界认可，过世之后才获殊荣；有人甚至一辈子不出成果，或是出了错误的“成果”……这在科研领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科研就是探索，是探索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按照既定方针得到事先设计好的结果，也可能是其他的结果，甚至一无所获。在科研领域，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是说得通的。即使没有成就，或失败了，也有经验可以吸取。这样的学人，也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并得到相应的物质保证，能够有生存的一席之地。除非有明显证据，不适于搞科研，或尸位素餐，我们宁愿养几位勤奋的“懒汉”。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不然的话，被淘汰的很可能就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似是而非的理念的误导，学界才很有“理由”地不断推出新的评比项目，不断制定新的评比指标，以为只要规定得严密，程序公正，严格执法，就可以达到“科学”、“客观”、“公正”。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随着有关规定的不断出台，新的评比项目的不断设立，评比指标的不断细化，不公正非但没有被遏制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挫伤了广大学人的积极性。这些新规定与新举措不仅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倒成了学术健康发展的障碍。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

　　批评是学术的生命，尤其人文社会科学，只有在充分的批评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而学术评比，就像鸦片一样，并非没有一点益处（比如医用），但只能严格限制使用，决不可以滥用，更不能作为刺激学术发展的兴奋剂。因此，我们要在学术批评方面多做加法，学术评比多做减法，多批评，少评比，尽可能地评而不比。科研管理部门应当为开展真正的学术批评多想些办法，应当为建设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多做点实事，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制定更多更细的评比规则上面，更不应积极参与和“指导”学术评比。否则，只能是南辕北辙，离学术繁荣的目标越来越远。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8月3日发表时标题为《对学术评价两个误区的分析》，并略有删节，作者授权人民网发表）